（作者简介：王铭铭，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三圈说”既是批判性的概念，又是建设性的概念。

　　（一）

　　作为批判性的概念“，三圈说”指向社会科学的西方中心论。

　　西方中心论在西方社会科学中持续起着作用，即使是在非西方社会科学中亦是如此。它的具体表现方式是，将世界划分为三个圈：以希腊—罗马—近代西方为“核心圈”，以两河流域—埃及—印度—中国为“中间圈”，再以“原始社会”为“外圈”。

　　在这一“三个世界”图式的地理架构内，社会科学家将希腊—罗马—近代西方这个“核心圈”视作文明的顶点（即，原始社会向古式社会、古式社会向近代社会行进）。

　　（二）

　　西方中心论时空观遭到过来自西方自身的抵制。

　　好古主义的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就曾展望另一种时空观。他们认为，世界范围的“中间圈”，即两河流域—埃及—印度—中国，甚至古印第安文明，方为文明顶点，而这些文明之外的文明，尤其是欧洲文明，不过是这些古老文明的低级后来者。

　　20世纪上半叶，英、法、美的人类学现代派基于对前人的批判及深度民族志研究，提出了另一种世界观，主张以“文化翻译”为方式，理解他者，构建自我与他者之间相互对比与联想的关系。

　　现代派纠正了社会科学持续运用的“三圈说”所含有的民族或文明自我中心主义失误，而这一失误到19世纪末已显示出其导致世界范围的“人祸”之充分能量。现代派替我们指出，那些以“进步”为历史目的论的所谓“理论”，不过是以自身文明价值消灭其他文明价值的借口。[1]

　　而对于欧洲中心的文明进程及其在社会科学认识中的后果，20世纪70年代以来，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更加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他的批判。

　　基于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年鉴派史学、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华勒斯坦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2]他指出，一部世界近代史就是一部欧洲成为世界的“上等阶级”的历史。

　　15世纪之后，近代世界渐渐形成一个总体的格局，它分化成三个层次，最发达的地区叫作中心，最不发达的地区是边缘，而介于二者之间的则是半边缘。最发达的地区一方面会向边缘传播自己的文明，从这个传播当中获得自己的支配地位，另一方面从边缘攫取资源。边缘就是最不发达的地区，总被剥削。而将中心与边缘连在一起的还有一些中间的地方，最明显的就像中南美洲的墨西哥城，19世纪中国的上海、香港这些中间性的城市，它们在两个世界之间起着中介作用，构成一个中间世界。[3]

　　1993年6月，古本根基金会（The Calouste Gulbenkian Foundation）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华勒斯坦担任主席之职，于1994～1995之间召集三次会议，后主笔《开放社会科学》[4]。在报告中，华氏与他的同事们指出，社会科学诞生于近代世界阶级化阶段，其不同的门类迎合近代欧洲国家及紧随其后的“后发国家”（如美国）之政治需要而形成于大学之中，它们叙述这些国家自身的成长和扩张史，维系这些国家的秩序，拓展这些国家的“视野”。

　　社会科学之前身，与牛顿对称性的论述，笛卡尔的二元论（自然与人类、精神与物质、物理世界与社会/精神世界的二分法），科学对于进步、发现的追求，天体物理学的发现及18世纪之后欧洲大学中哲学代神学及自然科学获得支配地位的历史有关。但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则与1850年至1945年间英国、法国、日耳曼国家、意大利半岛、美国的民族国家营造运动息息相关。在这期间，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扮演某种知识的“四重奏”：历史学追求科学化与民族化，讲述各国地理边界内曾经的故事；经济学通过“去政治化”，言说“自由放任原则是符合自然的”的“理论”；社会学从日耳曼国家的“国家学”（staatswissenschaften）分化出来，与文化或“一般人”概念相结合，慢慢成为“认识国情”的手段；政治学从法学院分化出来，独立为政治哲学指导下的秩序构建手段。[5]在构成“四重奏”的社会科学诸门类之外，为了反映世界之“三分”，并为这一“三分天下”格局之形成寻找历史理由，欧洲国家的大学设置了东方学与人类学，后者致力于研究缺乏文字记载的文化的人（原始民族），前者苦心钻研被征服的文明（如中国、印度、波斯）如何区别于欧洲古典学家所呈现的希腊罗马文明。由此，19世纪中叶以后的社会科学带有两个基本特性：其一，“尽管未曾明言，社会科学实际上也是以一种特殊的空间观念为基础的……社会科学即使不是国家的造物，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国家一手提携起来的，它要以国家的疆界来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容器。”[6]其二，社会科学为了解释“为什么世界的这小小一隅能够战胜所有的对手，并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美洲、非洲和亚洲”[7]，发明了比较文明论和适者生存论。

　　（三）

　　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属于政治经济学批判范畴，它有助于我们认识冷世界背后的冷逻辑，替我们指出，近代世界之三圈之分，源于近代欧洲对于古代世界之重新组织，也替我们指出，近代社会科学虽以科学为面目，却带有近代西方国家的本质特征。

　　由于华勒斯坦信守政治经济学原理，因此，他虽然“认真地思考过去的（社会科学）研究实践所受到的种种批评”，但当他在寻找“建立起更加实在的多元主义和普遍主义结构”[8]之时，未触及“更加实在的多元主义和普遍主义结构”的实质内涵。[9]

　　对世界体系理论，我的批评是：它既是对社会科学世界观的批判，也是对这一世界观的再度印证。这个世界观之出现，旨在使人相信希腊—罗马—近代欧洲、两河流域—埃及—印度—中国、“原始社会”构成的三个世界是一个全球性的“差序格局”，这一格局以文化上的“己”为中心，“一圈圈推出去”，时间走得越来越久远。[10]这一“差序格局”是西方人的局内人看法，对于西方之外，则是局外的、客位的（etic），出自其所涵括的所有区位和地带之局外。作为一个客位的观点，这一看法既抹杀了丰富多样的主位（emic）观点，使生活在不同区位和地带的人们对己身所处情景的“局内人观点”成为被动，又“淡化”了其所涵括的不同圈子（或层次）自身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

　　再强大的社会实体都不可能将整个世界据为己有，再弱小的群体都不可能孤立独存。即使是在被定义为“原始社会”的那一圈子里，人们的生活也不局限于己身。“原始社会”包括那些居无定所的狩猎—采集社会、游牧社会及居有定所的早期农耕社会，而无论是哪一类社会，人们生活的节律，摆动在安定与流动之间，人们足迹所涉范围是比有了高级交通工具的现代人有限，但也不是足不出户。这些人也有生死，也会有此世与彼世之分，其对彼世之想象，与身处大文明体的人一样是关于整个世界的想象。因此，我们可以说，尽管他们的社会常被人类学家形容成“封闭社会”，但他们其实也有自己的“世界体系”及“世界体系理论”[11]

　　另外，就社会科学成长的这短短150年历史而论，我们所知之“部落”，没有一个属于“世外桃源”，所有的都与周遭具有扩张性的文明体产生过关系，近代文明之进入不过是这些关系的延续。

　　“原始社会”如此，处在“过渡带”的“古式社会”（之所以带引号，是因为它们依旧存在于现代社会之中）更是如此。

　　历史上两河流域、埃及、印度、中国的文明，个个都处于有来有往的内外关系之中。一方面，这些文明之所以有如此名号，除了因为它们孕育了高度精密化的物质文明、社会制度与神话—宗教—礼仪体系之外，还因为它们有比其他社会更广的覆盖面，有向外拓展的事迹；另一方面，这些文明之所以有精密的神话—宗教—礼仪体系，是因为它们聚合或消化了来自四周的种种因素。

　　此外，不难想象，这些文明对于此世与彼世之间的中间地带，对于那条贯通内外上下的“道路”（即广义的“交通”，包括地方之间的通道，及人神之间、人物之间的通道），给予了空前的重视。

　　诸种社会类型中的社会都是超社会的，“无处非中”[12]，各自有自己的中心、边缘与半边缘之分，各自有自己的“本土世界体系”。

　　对于这些“另类世界”之认识，本应属于社会科学家重新认识世界时应重视的“对象”。然而，随着世界体系理论之兴起，将不同层次的“地方”纳入全球体系，成为学者实践的核心内容“，另类世界”则成为学者所忽视的角落。更为遗憾的是，处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之间的广大的“古式社会”，构成了不同于现代社会的“传统复杂社会”，其与“现代复杂社会”之间势力之较量尚未终结。在论及社会科学的出路时，华勒斯坦讨论了对于这些“传统复杂社会”的内部复杂性研究对于我们认识社会科学的文化局限的意义。[13]这本极富启发，但不知出于何由，华氏于此间却言辞模糊，清晰者，不过是将此一领域研究之现有成就归功于1945年美国社会科学之“造化”的那段，这就使“古代社会的未来学”处在一个极低度发达的阶段了。[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