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艾莉森·威尔，(澳) 艾莉森·威尔(Allison Weir)，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了女性主义关于家庭和身份问题的思想，考察了米妮·布鲁斯·布拉特等人对家庭所具有的传统价值的批判，以及艾利斯·马瑞恩·扬在其重要论文《家庭：女性主义对一个主题的多种看法》中所捍卫的家庭的四种价值，即安全性、个体化、隐私性、维系性。作者认为，应当超越对家庭传统价值的批判和捍卫，上升至对这种二分法本身的批判，并由此提出了超越这种二分法的四种新价值。

　　【关 键 词】家庭；身份；女性主义

　　在本文中，我将重新审视女性主义对于家庭、尤其是对于作为身份之隐喻的家庭观念的一些反思。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早期，一些女性主义理论家借助米妮·布鲁斯·布拉特(Minnie Bruce Pratt)的《身份：肌肤、血液与心脏》一文，使用家庭的隐喻来论证，有关个人身份的那种有边界的、统一的、安全可靠的理想，以及由自我认同为女性的那些女性所组成的团结的社群中涌现的女性主义政治学理想，其本质都是虚假不实、颇成问题的。她们认识到，这些安全可靠的家庭，事实上都是建立于压迫和排斥的基础上，建立于防御和对边界的守卫的基础上。这一认识标志着她们与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主义政治学——以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928年的经典作品《一个自己的房间》为代表——的断然决裂。就如伯尼丝·约翰森·里根(Bernice Johnson Reagon)所说的那样，一旦你允许所有陌生人的进入，就会“感到这个房间不再像是一个房间，也不再是自己的家了”①。并且也如特蕾莎·德·劳拉提斯(Teresa de Lautetis)所论述的那样，首先家从来就不曾是真正的家，而女性也从来不曾住在家中。劳拉提斯敦促我们拥抱和肯定我们作为“怪癖的主体”而远离家庭的行为。

　　艾利斯·马瑞恩·扬(Iris Marion Young)在她1997年的论文《家庭：女性主义对一个主题的多种看法》中述及：尽管有关家庭的理想、女性与家庭之联系一直以并且仍然以多种方式对女性进行着压迫，但是关于家庭的理想仍然有一些方面是我们应予肯定的。扬认为：“尽管政治学不应屈从于一种对舒适和统一性的渴求，但家庭的重要价值仍然为我们提供了进行激进的社会批判的手段。”(第157页)②因此，扬认为家庭的理想应被确认为支持个人身份和集体身份的、并且应当是每个人都可获得的那些善——即规范的价值——的集中地。这些价值“是社会所因此被批评的规范性理想”(第161页)。这些价值分别是：(1)安全性；(2)个体化；(3)隐私性；(4)维系性。

　　扬的议论所针对的那些女性主义理论家——碧迪·马丁(Biddy Martin)、钱德拉·莫汉蒂(Chandra Mohanty)、特蕾莎·德·劳拉提斯和巴妮·霍尼希(Bonnie Honig)——都曾论及，恰恰是上述这些价值应该被批判或摒弃：面向风险和危险的开放态度应代替追求安全性的理想，对不统一的自我的接纳应代替个体化的理想，对公共一私人的分裂性的批判应代替追求隐私性的理想，而追寻未来和追寻变化的取向应代替有关维系性的理想。我要论述的是，虽然对家庭的批评很重要，但是扬对家庭的捍卫提醒我们，家庭和身份是——用她的话来说——“至关重要的价值”，是所有人都应当可以获得的价值。但是我也要指出，我们应当超越对家庭的批判和捍卫，而上升到对这种二分法本身的批判上去，即家庭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超越了二分法的价值集中地。这些价值包括：(1)联系(connection)的风险，以及通过冲突来维系关系(relationship)的风险；(2)关系的身份，这是经由权力关系以及相互依赖、爱和繁衍的关系构成的；(3)关系的自主性，即有能力拥有自己所渴求的关系的自由，以及在关系中扩展自我的自由；(4)与过去及未来的联系，通过重新解释的维系性(reinterpretive preservation)和转变的身份确认(transformative identification)来实现。

　　一、安全性(safety)

　　《身份：肌肤、血液与心脏》是通过家庭的隐喻对身份问题所做的经典的女性主义分析。布拉特叙述了她本人经历一系列不同身份的历程，以及她对这些身份的解构。在每一个阶段，她都分析了自己的身份是如何经由权力关系和排斥关系以及种族主义、性别主义、恐惧同性恋的情绪和阶级等级制来构建的；她还揭示了在她所拥有过的每一个舒适家庭中都存在着的层层叠叠的谎言、恐惧、压迫、否定、斗争和抗拒。对布拉特来说，寻求家庭、舒适、安全性和自我保护的种种渴望本身乃是可疑可虑的。她意识到，她所获得的安全和保护都不是没有代价的。身为一个美国南方的白人基督徒女性，她一直被保护起来，不与黑人男性和犹太人接触，这样，她的子女也会是纯粹的白人；她所被养育长大的家园是从土著居民手中劫夺而来的，是靠奴隶劳动建立起来的。她也认识到，她的安全性是在一定条件下才得以实现的。当她后来爱上一个女人的时候，便失去了只有当她是一个异性恋以及作为白人的妻子和母亲时才会给予她的保护和安全性。她也无法再抚养自己的孩子们。那个作为安全和保护之地的家庭的理想，这时便暴露出了它谎言的本质，暴露出了它浪漫的虚假本质，她必须对抗它的富于诱惑性的吸引力。而每当她发现一个新的身份、建立了一个新的家庭时，这样的经历便重复一遍。当她作为一个自我认同为女性的女性寻找到一个家时，她便必须痛苦地、渐渐地认识到，这个家也同样是建立在对与她不同的女性——非白人的、非基督徒的、非中产阶级的女性——的排斥的基础上的。布拉特认识到，应该去过一种少了许多舒适性和安全性、但却更真实、也更加脱离了孤独状态的生活。她说：“我将尝试着在我的恐惧和外部世界之间的边界上存在，用我的肌肤来感受，去倾听、去询问我将听到、看到、感受到的新事物，超越恐惧。”③

　　碧迪·马丁和钱德拉·莫汉蒂在对布拉特的文本进行精致的分析时写道，布拉特对她生活过的每一个地方和她在这些地方的每一个身份的描述，都是建构在两种形态——在家里与不在家里——之间的矛盾关系上的。“‘在家里’指一个人生活在熟悉、安全、得到保护的地方。‘不在家里’指的是意识到家庭不过是团结和安全的假象；这种假象是建立在排斥了关于压迫和抵抗的特定历史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对一个人内在差异进行压抑的基础上的。”④

　　艾利斯·扬认为，马丁和莫汉蒂所指出的家庭的边界是为了保护特权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全盘拒斥家庭理想的做法却是错误的。扬说：“恰当的回应不是拒斥家庭，而是把家庭的积极价值扩展到每一个人身上。”(第159页)扬认为马丁和莫汉蒂拒斥了家庭的理想，她的这个看法并不完全准确，这二人的立场要更加复杂一些。她们认为应该接受我们对一个安全之地——我们在其中行动而又从其中发声——的追寻与获得安全之地所付出的代价之间不可协调的冲突。他们反对单纯解构的做法，这会否定一个人对自己历史性的特定身份的认同。他们转而主张，应当有一种得到安置的、历史性的主体性。也就是说，马丁和莫汉蒂的立场不是要我们完全拒斥家庭的理想，而是说，我们需要在“在家”与“不在家”、身份与元身份、安全与风险之间的矛盾关系中生活，在这两极之间往复摇摆。不过，她们把关于家庭的理想简化为对排斥和压迫的维系。她们认为，只有以对他人的排斥和压迫为代价，才能换来家庭的安全。她们没有给一种新的家庭理想提供积极的内容，其文章通篇都把家庭等同于压迫和排斥。因此，她们虽然承认人们有着对家庭的渴求，但却认为，由于认识到人们所向往的安全是虚幻的，而得到保护的代价是对他人的排斥，因此这种渴求必定会一再地被削弱。

　　扬的论证的重要性在于她认识到关于家庭的理想不能被简化为一种压迫机制，“家庭承载着一种核心的积极意义”，这种意义是能够并且应该得到重新肯定的(第159页)。露西·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批评了针对男性的、作为理想化母亲的女性角色，扬肯定了此一批评的重要性，但扬也认为这一批评不应使我们觉得关于安全家庭的理想是毫无价值的。扬注意到，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也把“家庭”和安全性联系起来，但是胡克斯却给予“家庭”的功能以积极的、政治性的意义。“诉诸非裔美国人的历史经验，胡克斯认为‘家园’是抗拒具有支配性、剥削性的社会结构的地带。抗拒具有支配性的社会结构的能力要求有一个地方可以超越这些社会结构的影响，这是一个可以拥有并想象不同的、更人道的社会关系的地方。”(第159页)扬主张，安全性是一种应当为所有人所拥有的规范价值。“每个人都需要一个他们能得到安全的地方。在理想上，家庭意味着一个安全的地方，在那里人们可以避开集体生活的危险和纷争，得到休憩。”(第161页)

　　无疑，扬的议论是有见地的。在一个数以百万计的人都无家可归并且还有数以百万计流离失所的难民或移民的世界上，把“家庭”仅仅理解为一个压迫和排斥机制的主张，听起来就多少有些令人反感。在一个公道的世界里，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个安全的家。胡克斯表明了，家庭的安全性对于不受压迫并且抗拒压迫来说是何等重要。切舍·柯尔霍恩(Cheshire Calhoun)认为，男女同性恋者的无家可依以及欠缺私人领域的安全性和保护，导致了他们的屈从地位；因此，能够得到安全和保护对于结束男女同性恋者的从属地位至关重要。扬的论证部分是被她本人的经历所激发，当她还是个孩子时，曾经被带离自己的家，安置到一个寄养家庭里。有了这样一种被迫离家流离的背景，认为我们应当拒斥家庭的安全性而拥抱风险和危险的那种论述看起来就不像是拒斥，而像是对自己享有的一种特权的表达。或许我们也可以说，享有特权者需要质疑他们舒适的家，而被压迫者则需要获得这样的家。

　　还有一种论点认为，普遍存在的家庭暴力证明了家庭作为一个安全处所的虚假性。扬对此的回应引述了安妮塔·艾伦(Anita Allen)的看法，假如我们意识到家更多地是暴力和虐待发生的地方，那么对于一个安全的家的理想就可以起到进行社会批判的规范性理想的作用。因此，重要的是坚持这种可能性，坚持这种理想(建基于既不是排斥和压迫也不是暴力和虐待的处所的一个家和一种安全性之上的理想)，并且承认这对一个在有着最低限度正义的世界中过最低限度有尊严的生活来说是至关紧要的。这就要求我们，超越对安全性的愤世嫉俗的犬儒态度，超越那种以为现实就是无可规避的压迫和排斥而安全无非只是一种怀旧之梦的信念。扬非常正确地确认了安全性的价值，以及家作为一个安全处所的价值。

　　然而，我们还要进一步超越“在家”与“不在家”、安全与风险的二分法，设想一种新的家庭理想。我想主张如下一种关于家的理想，即把家视为充满着人际联系的风险，充满着经由冲突来维系人际关系的风险。因此，在对安全的、避免了冲突的家的渴求与认为家是基于压迫和排斥的、充斥着暴力和虐待之地的认识这两极之间，我们不再摇摆。我们可以承认和确立如下一种理想，即把家看作有着交互性和冲突、有着爱和爱的风险与挣扎、有着给予他人以充满关怀和富有冲突性的人际联系的一个空间。具体说来，我们的政治性的家，包括我们的身份政治，可以被视为这样一种地方，在那里我们可以参与到彼此之间人际交往的风险之中，参与到与他人冲突性的、混乱的、危险的并且是密切的联系中来，参与到对话、论辩、奋斗中来，包容脆弱性、批评与自我批评，包容变化，并且始终坚持彼此之间的团结，而正是这种团结让我们齐心协力地共同奋斗。应把家庭看作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我们甘愿冒着风险参与到人际关系中来，这种家的理想或许能帮助我们给冲突和风险设定明晰的边界，从而不致发展成为暴力。这也或许能够使我们解决暴力的问题。对那些威胁了我们的舒适和安全的人，我们生出恐惧与愤怒的情绪，而暴力就是对这恐惧与愤怒的回应；在家庭内部，暴力也是对支配他者的权利的确认。如果我们不去寻求完全的安全、绝对的隐私，不试图回归母亲的腹中，或回到母亲——家里的天使——的身旁，也许我们能够学着不把暴力和压迫当作这样一个梦得以实现的代价来看待。也许我们能想象并拥抱一个更美好的家的新理想。

　　因此，我们不应把身份政治当作虚假的家庭来拒斥，那样就转向了彼此孤立的个人之间的策略性联盟，而应接受作为家庭的身份政治或联盟政治的可能性，而这个家庭乃是那些对团结而言至关重要的种种联系和冲突发生的地方。伯尼丝·里根指出，当我们研究女性主义政治时，不应当寻求安全性。这点无疑是正确的。联盟政治必然是充满风险和危险的，我们从事这种政治时，会“发自内心地感到恐惧”⑤。里根说，这意味着我们不应当把联盟和家庭混为一谈，我们必须区分这两者。如果我们能转向这样一种家庭理想，即在家里我们能够承认和面对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即使在最安全的家中也存在)，并且如果我们能在冲突中、且经由这种冲突所必然带来的风险和危险的感受来维系人际关系，那么我们或许就可以质疑在家庭的安全性与政治的危险性之间的尖锐对立，质疑在作为幸福统一体的家庭与作为充满敌意的冲突之所的政治之间的鲜明对立。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地方都应当是家。但是转向这样一种新的关于家庭的理想，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在政治生活中愿意承担与他人建立联系的风险，帮助我们变得在对家庭的期待上更加现实。这或许也可以帮助那些生活优越的人，让他们变得愿意在他们的家中接纳陌生人。里根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更美好的家的理想，而只有当我们扩展自我以包容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时，这种理想的家才可能被我们创造出来。无疑，我们走向这一理想的唯一道路就是承认，我们关于家的理想本身必须包括冲突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