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能形成的社会建构——德国学徒制现代化转型的社会学分析

　　摘要：在德国学徒制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宏观层面的社会管制式市场治理模式为学徒制奠定了匹配的制度环境。劳动共同体模式和去商品化的社会保护成为学徒制有效作用的经济社会基础。这些制度安排的达成可追溯到工业化时期，当时围绕学徒制而发生的利益政治是建构学徒制转型演化轨迹的社会原因。德国学徒制的技能形成过程是社会建构的。学徒制相关问题应该成为经济社会学和社会政策研究中的重要议题。这种研究视野的转化，对于思考当下中国经济建设与社会保护如何协调等问题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学徒制 社会管制式市场经济 劳资共决制 去商品化

　　作者简介：王星，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E-mail:wangxing@nankai.edu.cn

　　一直以来，学界对于学徒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关注学徒制的功能，包括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前者视学徒制为提高经济绩效，提升劳动者人力资本并增加经济收入的路径选择(舒尔茨，2001；斯密，2011)；后者则指出学徒制在劳动者尤其是移民劳工的阶层地位获得乃至社会融入方面的作用(哈尼、梅志里，2006)。二是专注于学徒制经验的转介。通过分析制造业发达国家的学徒制培训模式，讨论企业组织内学徒制作用的效率，或是挖掘对我国产业工人技能形成的启示(孙祖夏等，2006；关晶，2010)。这些围绕学徒制的讨论为后续研究积累了丰硕的成果，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大多没有从宏观上将学徒制处理为一种整体性的制度安排，考察其运行的社会基础，也未能够透视出学徒制本身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从而解决其背后的动力问题。

　　其实，一味强调技能形成的功能往往会导致我们忽视“人力资本理念的条件性约束”问题(唐兴霖、周幼平，2011)。人力资本培训需要与一国的经济、社会结构相匹配，并不是培训越多越好。国际劳工组织2012年的调研报告显示，“技能失衡”(skill mismatch)现象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中日益普遍，并带来了大量的消极后果。①因而，作为技能形成的一种制度类型，学徒制的形成、发展与作用是嵌入性的，这在德国学徒制的历史转型过程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呈现。恰如索斯凯斯(Soskice)、西伦等学者所指出的，学徒制之所以能够在德国立足并成为其重要的比较制度优势，与德国悠久的国家主义传统是密切相关的(西伦，2010)。

　　本文以德国学徒制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历史时刻为切入点，尝试透析学徒制制度变迁的经济社会基础与动力机制。具体而言，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阐述支撑德国厂内技能形成体制(即学徒制)成功运行的经济、政治及社会制度基础；二是解释德国管制自由市场的社会保护与厂内技能形成体制之间的相关性，进而从理论上反思技能形成过程中的所谓“市场失败”现象。

　　众所周知，德国被认为是实现经济效率与社会保护协调发展的典范，在其被称为“组合主义”的治理架构中，以学徒制为基础的技能形成体系是支持劳方和资方能够实现社会性合作并达成社会伙伴关系的基石(Streeck，1992；Estevez-Abe，Iversen and Soskice，1999；西伦，2010：36)。所以，从社会学视角梳理和解释德国学徒制历史演化的过程，对于思考当下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如市场效率与社会保护关系问题等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技能形成制度演化过程中的“市场失败”与社会建构

　　从制度类型上来说，技能形成机制可分为外部形成和内部形成两种方式，前者属于技能生产的外部替代，自由的技工劳动力交易市场是其运行路径；后者属于技能的自我生产，工厂与受训劳动力之间的可信承诺是其运行的关键(王星，2009)。技能形成理论认为，这两种技能形成机制的类型区分不是基于技能生产的物理空间，而是根据其匹配的制度基础所确定的。基于此，有学者通过历史比较分析发现，不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所依赖的技能形成制度类型存在着很大差异：英国主要依赖的是外部技能的形成机制，而德国主要依赖内部技能形成机制(学徒制)(Hall and Soskice，2001；西伦，2010)。

　　同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何其技能形成的体制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差异？针对这个问题，学界一般从两个路径切入进行解释：一是理性选择路径。核心观点认为，成本—收益机制规定了企业选择技能形成方式的行为，“挖人”的外部性最终导致内部技能形成机制无法立足(Stevens，1996)。②二是社会建构路径。认为不同资本主义国家技能形成体制的差异乃是社会力量之间相互妥协的结果，是社会建构的产物(Hall and Soskice，2001；Thelen，2004)。理性选择的解释路径推演了内部技能形成机制瓦解的成因，在逻辑上是有说服力的，但却与资本主义国家技能形成的历史事实不相符。如西伦(2010)所言，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技能短缺更多是企业选择“挖人”战略的现实背景，而不是“挖人”的结果。更关键的是，理性选择解释抽离了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历史性，仅强调市场竞争对技能形成方式所产生的影响，而忽略了环境约束性及行动情境性。所以，该理论的代表人物贝克尔(Becker，1993)后来也承认，不是所谓的“挖人”外部性导致了企业抛弃内部技能形成的方式，根本原因在于缺乏一种约束技能劳动力流动的机制。这为社会建构解释路径提供了理论准备。

　　其实，经济社会学理论已经证明，行动实践中的行动者的理性选择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是社会建构的(迪马吉奥，2008)。这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首先，所谓建构，主要是指通过行动者之间的磋商与协调达成妥协共识。其次，这种建构是社会的：一方面，参与磋商的行动者是多元的，既有社会成员个体，也有各类组织架构；另一方面，影响建构的因素是社会性的，包括利益、价值、权力、意识形态以及社会规范，等等。最后，理性也是社会建构的。抽象的最大化原则适用于形式理性，而实质理性的内容则是社会建构的。如果以此来透视学徒制的制度变迁历程，我们就能够得出一个更加贴近历史事实的理论解释。换言之，在对技能形成制度类型的多样化进行解释时，本文认为，需要从如下两点对理性选择的解释路径进行调适，这样才能使理论的解释力更强：

　　一是突破理性选择路径中“动机还原”的解释框架，引入社会建构因素。技能形成机制的类型选择受制于两个因素：可信承诺的达成与劳动力市场的管制。所谓可信承诺，是指企业和技术受训工人之间达成长期稳定的委托合作关系，克服投资不确定性。不过，现实中，在外界因素的作用下，劳资双方的可信承诺的契约依然会失效。在这种情况下，外部力量的介入是必要的(比如工会组织、行会组织等)。如果说可信承诺是企业内部的契约安排，那么，劳动力市场管制机制则属于社会契约，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上：首先是企业间劳动力竞争方式的管制，涉及“挖人”外部性的问题；其次是去商品化的社会保护行动，涉及技能培训成本在企业、受训者以及国家三者之间的分担问题(王星，2009)。

　　二是要回到近现代的历史阶段来寻求德国学徒制现代化转型的动力机制。制度变迁理论告诉我们，在制度演化过程中的关键时间节点上，新的参与力量会加入，制度转型与制度创新由此产生，但它不是完全割裂历史的，而是会延续制度体系中的核心元素(诺斯，2008；西伦，2010)。所以，回到历史过程中，揭示其中的路径依赖，方能更好地理解德国学徒制的制度变迁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