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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女”和“丝”的隐喻:他们的身体与情感为何无处安放?
2015年07月21日 14:12 来源:文化纵横 作者:佟新 字号

内容摘要:..剩女”和“丝”的隐喻:他们的身体与情感为何无处安放?那么在消费社会中,阶级和阶层关系的剥夺是用文化来对身体和情感进行剥夺,情感由财富和消费来定价。

关键词:情感;文化;阶层;爱情;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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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和韦伯构成了研究社会分层的两大传统视角,在今天,这两大传统依然具有解释力。但同时也需要文化批评的视角,以理解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和由此引发的社会后果。

《咱们结婚吧》剧照

  马克思的社会分层的理论关注由经济关系决定的社会关系。马克思简单且切中要害地强调,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产生出来的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别。因此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当作为无产者的工人阶级开始获得稳定收入迈向小资生活方式时,当管理者亦开始拥有资产时,中产阶级的分析视角就取代了马克思有产与无产的二元阶级的理论。新马克思主义者赖特(O.Wright)依然延用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中的两极——资本家和工资劳动者,将人们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进行了细分。依据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的细化指标,将美国的阶层按照是否亲自劳动、是否雇工、在资产组织中的决策与参与能力、资格认定的技能等分为九类:资产阶级、小业主、小资产阶级、管理者和监督者、管理者阶级、建议管理者、监督者、半自主雇员和工人阶级。从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来说,我国的阶层关系是一种深刻的阶级关系,两极分化的本质亦是人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同时,我国的中产阶级正在扩大。

  陆学艺指出,“中国社会上下流动的速度正在加快,从社会底层流到中层的人员,估计每年有七八百万人,即每年基本上增加700万到800万的中产阶层”。他用老板的增长说明:“现在每年增加近100万个老板(民营企业家)。在1981年以前一个老板都没有,1981年开始有老板,1989年有20万家民营企业,现在已经超过1500万家。历史上看,平均每年增加50多万家,这些老板绝大部分是中产。第二,现在每年增加100多万个个体工商户。现在个体户总数是3300万,1978年是15万,30年来几乎每年增加100多万。说他们都是中产不可能,假设其中20%~30%是中产,那每年也有30万成为中产。第三,你看农村那些专业户,养鱼的、养虾的、养牛的、养鸡的,还有那些种塑料大棚的,一个大棚的收入也不少。这些有多少人呢?总量至少超过100万人。平时我们常笼统地说中国有七亿农民,但仔细分析,每年中国农民有1%的人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那就是700万啦,不是个小数目!”数据的算法可能各有不同,但是与资产发生各种关系的人越来越多。

  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相对复杂得多,他将财富、声望和权力结合为“三位一体”的社会分层结构,更具有分析力和解释力。所谓“财富”是人们在市场中的地位,是人们的生活机会、商品占有、经济收入等;所谓“权力”是人们在遇到反对时能够实现自己意志的可能性;所谓“声望”是人们在社会中通过职业获得的声誉和尊敬。通过对上述三个变量的分析,可以将人们归类为不同的群体。我国学者对中国社会阶层的研究基本沿着韦伯的路径。2000年前后陆学艺先生组织的对中国社会阶层的研究表明,中国精英高度集中,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的社会功能难以分化。孙立平认为,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精英集团。在一个总体性社会下,资源分配亦具有总体性,在国家政权的层面上,血缘资本在代际交换中,会强化不同资本的可转化性,因此精英的再生产会表现为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及社会资源的延续。他更提出“社会结构断裂说”,认为当今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固化,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富裕与贫穷、城市与乡村、上层与下层之间已经断裂,几乎分裂为两个不同的世界,互相之间缺少有机的联系与整合机制。两极分化的一极是垄断着权力、财富和声望的人,这样的分化的确是结构性的。

  在活动和断裂两种事实面前,如何理解我国社会阶层的变化和特点呢?应当看到,我国人口众多,结构复杂。众所周知,障碍人们向上流动的因素是制度性的,获得“城市户口”依然是人们的梦想,户籍制度依然决定着工作、购房、子女上学等基本的生活形态。我以为,结构固化与向上流动的机会是以年龄为界的,对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来说,其社会地位基本固化,向上流动之路已经被封闭掉了。但对年轻人来说,市场促生了个体意识,个人能动性日益张显,其向上流动的动力巨大。每个家庭集中各种力量力求让年轻一代过上 “更好的生活”。由此,一些人凭借努力和市场机遇获得了财富成为有产阶级;一些人凭借着考学突破了户籍的制度阻碍成为城市中的“白领”。因此,乐观地说,近三十年来社会结构的变化确实产生了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他们是年轻的向上流动的阶层。

  之所以称其为经济学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因为这些人虽然在经济上可能获得了向上流动,但难以在文化上确认自己的阶层身份。特别要指出的是,近十年来,我国的文化建设特别是符号文化正透过人们的身体和情感来建构阶层身份。这些建构者的身份是暧昧的,却与城市的优越感、父权制的霸权和精英优势相关,用身体和情感来建构阶层身份的意义恰恰在于将那些来自农村和底层社会的、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和各种创业活动向上流动的、年轻的、新中产阶级区隔在上升阶层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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