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

　　关于中国的低生育率，我以前做了很多定量分析。但现在我不想讲太多定量问题，我想谈谈认识问题。作为一个人口学者，以前我们从来没有觉得，在中国搞清楚低生育率这件事会这么难。显然我们对低生育率的认识出了问题。

　　中国人口形势到底是怎样？这是我们做决策的判断标准。但这恰恰是个说不清楚的问题。2003年和2004年之际，我就提出中国生育率已经很低的观点，并且认为不能将生育率低完全归结为出生漏报。但很多主管部门官员和人口学者都觉得我对中国人口形势的判断很离谱，认为中国生育率根本不可能这么低。因此，以往很多生育率研究就是想办法证明低生育率统计是个统计错误而已，生育率实际上并不那样低。不同的认识导致在人口发展战略和人口对策与政策调整方面的争议也一直非常大。说起来，我们都是朋友，有很多学术上的合作，为什么还会发生这种根本性的争论呢？不是别的，是我们对中国人口情况的基本判断和认识很不一样。

　　以前，我们对反复出现的低生育统计的态度和认识就很不同。如果相信它们大体反映了现实，就应该加强研究什么人生得多、什么人生得少，出于什么原因。如果认为它们是虚假统计，当然对调查数据就用不着认真分析了，要做的就是想出理由来调整数据结果。不同的认识当然导致大家对实际出生数和人口增长数的估计差别很大。这影响了我们对生育水平的判断，进而影响了人口政策的决策。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到底多严重？老龄化速度到底有多快？都和这个生育率的估计、和对出生数和增长数的估计有密切的联系。我曾指出，以往人口研究是在一个统计怪圈里打转转，即“调查到低生育率→归结为漏报然后加以调整→加强计划生育管理→再调查还是低生育率”。这一圈圈转下来已经20多年，实际生育率并未搞清楚，更重要的是这种状况一再贻误相应的对策和决策。为什么跳不出这个怪圈，我认为既不是调查数据问题，也不是分析技术问题，而是人们的认识出了问题。思想方法出了问题，当然跳不出原来的框框。

　　两三年前我在做人口老龄化态势研究课题时，提出生育率过低，应尽快调整生育政策。当时，阻力和压力都还非常大。这两年，形势变化很快、很大。但是，以往认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如果我们的判断是中国生育水平太低，那么，政策调整的时候，就应该放松一点，尽管这会带来一定的出生堆积，但这实际上是在还账，是对那些受到限制的人补偿。而这些人其实正是以往响应了计划生育的夫妇。如果愿意生的话，他们还可以生第二个孩子。这样既减少了独生子女家庭，也缓解了人口的少子化和老龄化。

　　形势不同了！中国面临的老龄化形势是非常严峻的。人口政策的调整，是应该遵循积极慎重的原则，还是慎重积极的原则？是积极在前，还是慎重在前，会导致不同的做法。中国从1990年代就进入低生育率新时期，而且低生育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么多年来对中国的人口发展的影响自然非常大。事实上，以前是将中国在特定时期下出台的独生子女政策当成了计划生育的本质，甚至当成了判断是非的标准。但是只要稍有点人口学知识，就知道独生子女政策是决不能成为人口常态的。平均每对夫妇两个孩子，才是达到人口均衡的条件。从长远方向而言，从人口主要面对的问题而言，积极的态度都应该是第一位的，如果有出生堆积才是真解决了问题。慎重是第二位的，可以去想办法安排群众生育二孩，但不能因为怕出生堆积而一再推诿，这样做在本质上就与以前拒绝调整政策一样，最终是将许多夫妇生育二孩的机会给牺牲掉了。如果我们认真对待中国已经进入低生育率时期这一事实，将这个事实看作新常态，判断问题的价值立场、视角原则，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