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社会网络本土化研究起始于边燕杰自发地对格兰诺维特“弱连带”理论的商榷,主张在中国社会网络研究领域“带回强连带”。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国社会科学界系统地自觉反思了社会资本与“关系”之间在家庭取向、行动逻辑、规则依赖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从“连带”到“关系”的演变过程标志着社会网络研究从自发到自觉的本土化进程。学界对“关系”的地方性知识特征已达成了共识,在建构本土化特色的“关系”理论过程中却呈现多元特征。这也揭示了中国话语体系所具有的理论多元性特征。

　　关键词：社会网络; 连带强弱; “关系”; 社会资本; 中国话语体系;

　　作者简介：夏德龙,武汉大学社会学系2015级博士生,研究方向:社会网络、社会资本。湖北武汉,邮编:430072。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社会中,“关系”对于个人生活具有重要影响,是中国社会中一种影响广泛、耳熟能详的社会文化现象。因此,随着以怀特、格兰诺维特为代表的“新哈佛学派”的出现,社会网络研究逐渐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研究社会结构的方法和有自己专门的概念体系和测量工具的研究范式后(林聚任,2009:20～30),“关系”与社会网络范式的契合性使得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利用社会网络范式来研究中国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及其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网络研究逐渐步入了本土化进程。“关系”是最具中国特色的现象与概念之一,社会网络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界广泛应用的研究范式,因此,针对中国社会网络本土化进程的梳理可以从一个侧面管窥社会科学界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历程与样貌。

　　从社会网络构成来看,社会网络主要包括社会连带、网络结构和社会网络资源等三个方面(边燕杰,张磊,2013)。张文宏对社会网络研究进行了系统回顾与述评。从其对社会网络研究的系统回顾中可以发现,近年来,虽然有诸多学者从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的测量,社会网络、社会资本与“关系”、中国社会中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运行机制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但总体而言,跨文化研究与本土化研究是一个相对薄弱的议题(张文宏,2017:2～43),因此,从中国话语建构的角度系统比较、分析中国社会网络研究本土化进程的成果更少。社会网络研究本土化进程经历了由“自发”到“自觉”的历程。其中,边燕杰(1999:110～138)对“连带”强弱影响文化差异的自发反思可以视为“自发”历程的开始,对“关系”与社会资本差异的系统反思可以视为“自觉”阶段的标志。一方面,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研究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肇始于格兰诺维特(2008)《找工作: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的研究》等论著。这些论著主要聚焦于社会连带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在中国社会网络研究领域,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从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来看,在社会网络的影响的相关研究中,从微观层面研究个体社会网络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因此,为了能够更为集中、清晰、系统地呈现中国社会网络研究领域的本土化进程,本文主要集中于微观层面的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对劳动力市场影响议题展开阐述。

　　二、“连带”强弱影响的制度情境

　　社会“连带”最初被运用于劳动力市场的分析之中。格兰诺维特(1973)的《弱关系的力量》一文开始了对社会连带经济后果的初步探究。但格氏只提出了一些关于社会连带的理论界定以及社会连带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可能作用,而没有对社会连带的概念进行一个明确的界定。边燕杰在对格兰诺维特的理论进行分析后,将格氏所提到的“tie”界定为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由于交流和接触而存在的一种纽带关系(边燕杰,1999:110～138)。从这一概念看来,我们可以发现格兰诺维特将之奉为主要研究主题的社会连带概念实际上指的是行为者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接触而形成的一种纽带关系。格兰诺维特通过“互动的频率”“感情力量”“亲密程度”和“互惠交换”四个维度,将社会连带划分为强连带和弱连带,即两个行为者之间的互动频率较高、关系较亲密、感情较深以及互惠交换多而广泛为强连带,反之为弱连带。

　　由于与行为者形成强连带的人大都在年龄、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方面相近,于是强连带的行为者朋友圈重叠程度最大;相反,有弱连带的行为者之间大都在社会经济地位特征上有所不同,其朋友都来自不同的圈子,因此朋友圈重叠程度较小。在这个意义上,格兰诺维特提出假设,朋友圈的重叠程度决定了信息交换的有效程度。在重叠度较高的朋友圈,也就是强连带形成的朋友圈,信息重叠程度高,信息有效性也就相对较低;而弱连带形成的朋友圈由于群体成员较高的异质性形成了信息的跨结构流通,将其他群体的重要信息带给了不属于这个群体的某个个体,进而创造出更多的社会流动机会(格兰诺维特,1973)。格兰诺维特在其后的《找工作:关系与个人职业生涯的研究》中验证了弱连带在求职者获得信息中的重要作用。其中,格氏提到的“个人连带”(格兰诺维特,2008)实际上指的就是一种弱连带,弱连带在求职者与能够为之提供有用信息的人之间充当了“桥梁作用”。格兰诺维特的弱连带理论在西方得到了众多调查支持。

　　作为一个在中国文化中成长的华裔学者,格兰诺维特的研究结论与边燕杰在中国成长过程中形塑的经验直觉不吻合。因此,他到家乡天津展开调查。调查时处于改革开放前的国家分配工作状态,在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求职者能否得到工作、得到什么样的工作是直接由单位决定的。在最初的研究中,控制了其他变量后,社会连带并不如他预期的那样对求职产生影响。经过对求职过程进行反思后,他在研究中加入中间人等求职网络动员过程因素。研究发现,在这个等待工作分配的过程中,求职者往往倾向于动用自己的关系网络与相关分配者取得联系,以期获得更好的工作。调查发现有71%的被访者是通过强连带找到工作,同时求职者为了得到级别更高待遇更好的工作,也可能通过第三方(中间人)与较高级别的帮助者取得联系,而这一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求职者与中间人、中间人与帮助者之间都是强连带。边燕杰对此结果的解释是中国人情社会的行事逻辑依据的是“差序格局”,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在这个意义上信息的传递是结果而非原因(边燕杰,1999:110～138)。

　　边燕杰自发地对社会连带强弱影响的文化差异的研究引发了中国学者对该议题的后续研究。梁渠东(2001)发现,强连带为农民工的生存流动提供了更多机会。翟学伟(2005)在关于农民工求职策略的研究中肯定了农民工通过内群体而非外群体找寻工作机会的事实,他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强连带中信息的重复对于农民工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对于农民工这一本身仅有有限社会资源的群体来说,信息的重复为什么不仅没有导致他们与其他群体发生交换,反而加剧了群体内的沟通呢(翟学伟,2005:111～112) 通过对深圳、东莞、宁波等地的农民工进行个案访谈。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民工之所以依赖于强连带,并不能用信息重复性高低来进行解释。在本土情境中,农民工还担心信息的真假。弱连带产生的信任的真实性往往容易遭受质疑,强连带所产生的信任反而能够保证信息的真实性,不仅如此,信息的重复性还能够产生相互印证的效果,从而更加确保信息的真实性。

　　总之,社会网络是一种不同于社会阶层等传统的社会结构视野,可以视为从形式、结构维度剖析中国社会中“关系”的重要工具。社会网络总是嵌入于具体的制度文化体系中,因此,其对微观行动者的影响存在制度文化差异。社会连带是社会网络的重要构成要素,其对求职等社会行动的影响会呈现制度文化差异。在中国文化中成长的边燕杰基于日常生活经验,自发地意识到社会连带强弱影响的制度文化差异,并对此展开了系统的研究。他的研究促发了中国学者系统译介国外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等相关领域研究成果,引发了学界对中国社会中的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的广泛研究,推动了社会网络研究的本土化进程。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社会网络研究本土化进程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