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个人主义一定程度上构成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基础。本文梳理了个人主义在西方的发生和流变史,厘清了个人主义在西方前现代社会中的哲学、政治、宗教和日常生活的基础,分析了个人主义在现代性阶段作为“自然权利”之表征的“占有性个人主义”的不同形态,再现了贝克笔下个体化的构成逻辑及其形塑“制度化个人主义”的具体机制。贯穿于这一复杂历史的,是对个人主义与公共性这一社会学基本论题的艰难回答。

　　关 键 词:个人主义/占有性个人主义/制度化个人主义/个体化

　　标题注释:本文系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14PJC05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肖瑛,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44)。

　　关于“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笔者曾做过简要的梳理和界定。[1]本文需要补充指出的是,个人主义除了主张个人的尊严和自由、个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人之间地位平等外,还有一层非常重要的预设,即个人相对于各种群体或者社会而具有的本体性位置。用伯林的话说,“真正的个人主义……认为政治和社会安排必须服从一些个人价值,如快乐、知识、友谊、美德或艺术与生活中的自我表达;为了这些价值他们创造一个支架,一种手段,但不管手段多么不可缺少,也毕竟只是手段。”[2]这种张扬个人高于社会的学说,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都饱受争议。这种争议,既缘起于家庭中心主义和天主教传统对个人主义把个体价值本位化而把社会价值工具化的痛恨,也归因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滥觞对道德、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冲击。但是,很显然,个人主义在今天已经不能被简单地否定或者无视,而是实实在在地构成现代社会的价值基础,既与市场经济、公民权利、公民责任等现代社会建制相契合,又得为共同体生活的瓦解、消费主义和娱乐主义的泛滥担责。可以说,个人主义坐落在现代人矛盾情感(ambivalence)的核心地带,拥抱它又拒斥它,践行它又渴望超越它。今天的中国也处在这样一种复杂情感的纠缠中。因此,把握个人主义的起源和变动,理解其成为现代文明之基础的机制,是我们既尊重它又不让它走向极端的基本前提。

　　西方个人主义的变动史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前现代、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二战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个人主义在这三个时期所呈现的特征及其与社会构成和变动的关系各有差异。

　　一、个人主义在前现代的发轫

　　从思想史角度看,西方个人主义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古希腊哲学,另一个是犹太—基督教。古希腊哲学中,个人地位的彰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自我意识的萌芽;道德个人或者说自我责任的凸显;私有制的稳定地位。

　　特尔斐神庙镌刻的“认识你自己”(know yourself)以及苏格拉底的名言“未经检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是这种自我意识萌芽的表现。自我意识的提出一方面是让人同野蛮人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则是让人不无批判地面对传统权威和习惯。当个人对传统权威保持一定的批判性时,“选择”(choice)和“责任”(responsibility)就进入了个人的心智。因为不是完全傍依于传统,所以个人有权依据自己的理性进行生活选择,并对这种选择担负责任,“每个人都通过学习做出正确的选择来对他自己的生活承担责任。”从这两个方面看,“自由人”(freeman)的理念——有尊严的(dignified)、创造性的(creative)和负责任的(responsible)人——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出现。[3]也许是在这个角度上,米尔认为苏格拉底所处的是一个“富有个人伟大性的时代和国度”。[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