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政府在对养老金缺口补贴时,必须维持公共债务低于警戒值。本文在世代交叠模型框架下考察养老保险和公共债务的关系。理论分析表明,当人口增长率大于投资收益率,公共债务才能逐渐减少或收敛于长期稳态;而提高养老金则具有增加居民终生收入、提高出生率,进而间接地降低长期债务水平的效果。此外,假设中国公共债务分别收敛于不同的警戒值,模拟2010—2070年养老保险运行:均衡债务水平越高,养老保险收支缺口出现越早,赤字累积越大。同时,高债务还将提高未来利率和税收负担率,降低大多数世代的福利水平。
关键词:世代交叠模型(OLG);养老保险;公共债务;可持续性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张晓娣,复旦大学经济学院,E-mail: dairyapple1226@yeah. net;石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E-mail: shilei@fudan. edu. cn(上海 200433)。
【内容提要】政府在对养老金缺口补贴时,必须维持公共债务低于警戒值。本文在世代交叠模型框架下考察养老保险和公共债务的关系。理论分析表明,当人口增长率大于投资收益率,公共债务才能逐渐减少或收敛于长期稳态;而提高养老金则具有增加居民终生收入、提高出生率,进而间接地降低长期债务水平的效果。此外,假设中国公共债务分别收敛于不同的警戒值,模拟2010—2070年养老保险运行:均衡债务水平越高,养老保险收支缺口出现越早,赤字累积越大。同时,高债务还将提高未来利率和税收负担率,降低大多数世代的福利水平。
【关 键 词】世代交叠模型(OLG);养老保险;公共债务;可持续性
一、引言
步入老龄化社会以后,养老保险的资金平衡将是制约一国财政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当前许多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的欧洲国家社会保障(包括养老和医疗)的可持续性正在受到质疑——不少人认为,正是由于保险待遇水平过高、支出费用过大,才造成政府无法承担的财政和债务压力。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体系是否有朝一日同众多发达国家一样面临收不抵支的局面并加剧国家的债务负担?
中国养老保险的负担能力也面临着老龄化的严峻挑战: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过亿的国家,并且老龄人口仍在以年均2.7%的速度增长,其中80岁以上高龄人口增长速度更是接近5%。在养老保险从“现收现付”到“部分积累”的转轨过程中,出现了保费拖欠、个人账户空账运行、隐性债务显性化、负担率高等问题,使得政府用于弥补资金缺口的各级财政补贴逐年增加(平均年增幅近15%),也引起国人对养老保险体系可持续能力的担忧。
如何评价养老保险的可持续性呢?European Commission(2010)、World Bank(2005)、中国2011年《社会保险法》都认为,一个可持续的养老金体系应该保证充足的资金支付能力、避免付出超出人们支付能力的高成本。但是纵观全球,真正实现养老保险账户自身平衡的国家极少,绝大多数政府需要对养老保险资金缺口进行补偿,从而造成了财政负担和公共债务问题。因此,本文提出一个更加宽松而实际的养老保险可持续性度量指标:养老金的筹集和发放必须考虑到未来50~60年内的公共债务状况,养老保险的收支差异不会导致国家的公共债务超过某一警戒值。
在对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上,已有文献大多集中于养老金体系收入和支出等基本财务测算。Sin(2005)在财政部和世界银行的支持下,利用PROST数据库和来自七省市的调查数据,估计出中国城镇企业未来75年的养老金缺口为2001年GDP的141%。郭永斌(2013)建立了养老保险资金缺口精算模型,估算出从2025年中国养老保险系统开始出现资金缺口(618亿元),到2054年这一缺口达到8万亿元然后到2089年降到最低值4.9万亿元,之后又将上升到2111年的7.5万亿元;且缺口随着养老金替代率和养老金调整指数升高而增加,随贡献率提高而减少。王晓军、任文东(2013)同样通过建立精算评估模型,得出的未来赤字却高得多:2035年左右开始出现赤字,未来50年的长期综合精算平衡为-13.67%,未来总赤字达到67.3万亿元。学者们对组成养老保险体系的具体账户也进行了预测。艾慧等(2012)估计中国养老保险统筹账户年度支付危机会在2018—2036年之间出现,如果没有外源性融资,仅靠制度本身的资金支持,统筹账户的财务可持续性将难以为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课题组(2008)认为,如果不采取提高缴费率和适当降低退休金水平的措施,城市养老保险体系不可持续,保险基金存量将于2031年枯竭。杨勇刚、姜泽许(2010)估算出中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支出水平的适度界限为GDP的46.7%~154%,这样,既能够保障劳动者退休后的生活水平,也不会加重个人、企业、政府的负担和损害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运行。钱振伟、卜一、张艳(2013)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可持续发展进行了仿真评估,认为未来30年左右养老金将会收不抵支,且通过调整基金收支约束变量以缓解基金缺口会与养老金的福利刚性发生冲突。薛惠元(2012)则要乐观许多,通过模拟预测中央、地方财政对新农保的年补助数额分别占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发现2010~2053年间,只要中国经济能够实现持续稳定增长,中央和地方财政都可以负担得起新农保的财政补助。
国外学者已经开始关注社保系统与公共债务的关系。Kato(2002)以日本为例对未来60年进行预测,结论是养老金支出占GDP比重的增长率与公共债务均衡值成正比,同时与各世代居民福利水平成反比。Ono(2003)指出政府通过发行债务为老龄化压力下的社保系统筹资时,可能使经济进入两种不同的均衡状态,因而养老保险改革措施在不同均衡下将对公共债务存量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Groezen等(2003)认为,实施养老保险必须伴随着生育津贴,才能保证代际转移的公平性和长期的财政收入来源,避免未来公共债务滚雪球似的积累。Yakita(2008)认为,公共债务初始水平存在一个门槛值,如果低于门槛,政府可以长期通过赤字政策和债务手段维持社保系统的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