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和乡村是人类文明世界的两个空间实体，彼此之间存在着普遍联系和互动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目标任务，这是党和政府着眼于世界城乡关系发展规律、我国城乡关系发展实际和未来城乡居民最大福祉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但如何从哲学视角深入探究其科学合理性，仍然是一个亟待求解的重大理论问题。

　　城乡融合发展标示着城乡关系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一种合乎规律的发展

　　城乡关系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大分工的产物。城乡融合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城乡社会的理想状态，也是我国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理性选择和实践探索，体现了城乡关系发展的合规律性。

　　城乡融合体现了人类对城乡关系发展的规律性认知。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低下，社会分工极不发达，农业与畜牧业、手工业直接结合在一起，整个社会呈现为混沌性、同质性的空间聚合体，既没有城市也无所谓乡村。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讨论“临海城市”时就深刻揭示了城市和乡村的隔离状况。城乡对立最初表现为乡村对城市的统治，住在乡村庄园和城堡、作为乡村社会代表的大小封建领主是城市的主宰，他们征收税赋、摊派劳役，行使城市行政管理权与司法审判权。

　　随着工业文明的崛起，城市生产方式取得了相对于乡村生产方式的比较优势，乡村被纳入城市生产体系。这种以城市为主导的城乡对立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然而，城乡对立也带来了诸如乡村的残破和城市的畸形等空间极化问题，并逐渐成为生产力发展乃至恩格斯所称的“一切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新的生产力将打破旧的城乡对立而形成新的生产关系，城乡关系必将由对立走向融合。作为一种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于一体的空间状态，城乡融合的规定性在于，它以城乡之间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克服了由城乡高度同质、城乡分异所导致的外部性联系；劳动分工超越了城乡之别，异化劳动被消除，人们不再为生存需要被迫从事不喜欢的工作；生产力高度发展，人们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作为对未来理想社会的理论建构，马克思恩格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前世今生”为时空视域，科学分析了城乡关系由同一到分异再到融合的路径，体现了城乡关系的否定之否定规律。

　　城乡融合是我国构建理想城乡关系的必然选择。在中国，城乡关系走过了与上述相同的路径，城市与乡村经历了“无差别的同一”、分离对立、趋向融合的过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启了对城乡关系认识的新阶段。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强调政府资源的统筹分配；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更加强调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更加强调城乡之间的融合渗透、功能耦合、良性循环、同步发展关系。从“统筹城乡发展”到“城乡发展一体化”，再到“城乡融合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充分把握我国城乡发展实际，提出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建设，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根本任务，集中反映了党对城乡关系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