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骕是学衡派的诗评家和诗人，他在《学衡》上发表的一系列评论近代诗歌的文章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的重要文献，但以往的研究者只是单独地引用其中的一些文章，没能对它们做以整体研究。其实，这些文章虽多是针对个别作家而作，但整体来看却较完整地体现了胡先骕的宋诗观，从中也可折射出学衡派作家与新文学作家在诗学理论上的分野。

　　论诗以有理致为上品

　　1922年，胡先骕在《学衡》第一期发表了长文《评〈尝试集〉》。在文章中，他指出：“唐人之诗，韵味醇而理致少。至于宋则研几经史者众，古文即承韩柳之绪余而大振，理学亦以渐而兴。为诗者不但为诗人，而兼为硕学之耆宿，遂能熔经铸史以入诗，因之诗亦倍有理致。”在他看来，唐诗“理致少”，宋诗“倍有理致”，而要做到“倍有理致”，则需“熔经铸史以入诗”。

　　同年七月，胡先骕在《学衡》第七期发表了《读郑子尹巢经巢诗集》，以郑珍诗歌为例又对上述观点做了进一步说明。他认为，郑珍“卓然大家，为有清一代冠冕。纵观历代诗人，除李杜苏黄外，鲜有能远驾乎其上者”，以为其“最足令人注意之处，即其纯用白战之法，善于驱使俗语俗事以入诗也”。又说：“其诗虽故取材于庸俗，而绝非元白颓唐率易之可比。盖以苏黄韩杜之风骨，而饰以元白之面目者。”可见，胡先骕并不喜欢“才人之诗”，而是欣赏兼有元白面目、苏黄风骨的诗歌。郑珍是晚清宋诗派代表作家，胡先骕用元白面目、苏黄风骨来界定其诗风，自是高论，但这并不只是单纯对郑诗发言，而是在坦陈他对宋诗的基本标准的看法。

　　对于如何形成元白面目，胡先骕提到了“白战之法”，但对如何才能具有“苏黄韩杜之风骨”，则没有进一步说明。

　　胡先骕在《读郑子尹巢经巢诗集》中又写道：郑氏“以小学经学名世”，曾作《仪礼私笺》、《郑学录》等书，但其“学术之博赡，自宋欧阳文忠、王荆公、苏文忠以下，殆罕其匹。而以经师兼擅文学，盖朱文公以后一人而已”。这显然是说郑氏是“经师兼擅文学”，其诗风得力于“学术之博赡”。要有“苏黄韩杜之风骨”，在胡先骕看来则必须靠“学术之博赡”，因为他觉得为诗者不但为诗人，更要兼为硕学之耆宿，这才能用博赡的学术去滋养诗歌，才能熔经铸史以入诗，进而倍有理致。因此，胡先骕所谓之风骨，其实指的就是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