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有学者提出，在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生产总值提出之后的70—80年间，国民经济的核算方法已经得到改善，而评价幸福感的方法依然像个“初生的婴儿”，需随着社会进步而改变。但相关领域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当前，世界各国有着种类繁多的幸福榜单，这些榜单展示着幸福感评价研究的进展。近日，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学家、经济学系客座副教授苏雷什·德·梅尔（Suresh De Mel）在亚洲网（AsiaOne）新加坡频道上发文《衡量幸福指数GDP仍很重要》（GDP Still Relevant in Assessing Well-being）提出，想要综合衡量和评价幸福感，学界必须考虑多个维度，采用多种方法，而不是片面关注某一指标。

　　“经济幸福”是目前广泛承认的幸福标准 

　　谈到撰写《衡量幸福指数GDP仍很重要》一文的初衷，梅尔表示：“探讨国内生产总值和幸福感评价之间的关系，出于两个原因。第一，当前仍有政府和经济政策制定者将经济增长目标当作重头戏，学界倡导的‘不唯GDP论’未能真正落到实处。第二，许多非政府组织鉴于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出了反对GDP的观点。但事实上，我们不能太重视、也不能太忽视GDP。”

　　2013年，福布斯中文网站公布了全球十大幸福国度，其中丹麦凭借强有力的社会支持系统和人们较高生活自由度而高居榜首。许多欧洲国家也在联合国此前发布的《2013世界幸福报告》（2013 World Happiness Report）中跻身前十。在此类榜单中，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生产总值是各大榜单出炉的重要标杆之一。“事实上，‘经济幸福’总是我们考虑的首要因素，而国内生产总值更容易在国内和国际上进行比较，因此它也成为目前大多数国家广泛承认的幸福标准。”梅尔表示。

　　梅尔认为，国内生产总值这一指标具有一定局限性，它只能用于衡量人们的“经济满足感”（economic well-being）。该指标遗漏了家务劳动（household work）或儿童保育（child care）等非市场性交易（non-market transactions），没有与增加或降低幸福指数的市场性交易进行区分，例如建设学校或者监狱，可能会在幸福指数上造成截然不同的结果。而且它忽视了砍伐森林等破坏可持续发展的因素，未能充分涵盖教育、健康、法律和自由等其他重要衡量指标。

　　学界不断寻找幸福标尺 

　　有学者提出，在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生产总值提出之后的70—80年间，国民经济的核算方法已经得到改善，而评价幸福感的方法依然像个“初生的婴儿”，需随着社会进步而改变。但相关领域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诸多因素影响人们的幸福感。自然资源损耗和环境恶化带来世界性的焦虑，为了考量这些因素带来的影响，人们提出了“绿色GDP”概念。这一概念主张环境成本被货币化之后应从传统意义上的国内生产总值中扣除。除国内生产总值外，1990年，经济学家马赫布·乌尔·哈克（Mahbub UL Haq）和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为联合国发展项目所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也被广泛接受。它主要用于综合衡量教育产出、健康产出和收入等与人们幸福感相关的要素。

　　梅尔表示，一般情况下，收入水平与人类发展指数一致，但也存在一些“例外”。有时，一些国家收入水平很高，但人类发展指数却很低，如科威特和阿曼；而一些国家人类发展指数相近，但收入水平却大相径庭，如印度尼西亚和南非。即便是同一国家，衡量指标不同，产生的结果也会不同，梅尔认为，正因如此，学界应该探索不同的幸福感指标。

　　由阿玛蒂亚·森、斯蒂格利茨和珍-保罗·费图希牵头组成的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就确定了衡量幸福的8个维度，认为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方面，幸福与否也应该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指标之一。同样，201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提出了美好生活指数（Better Life Index）。该指数包括了与物质生活条件有关的3个评价维度，以及与生活质量有关的8个维度。

　　国家需要建立必要的数据采集系统，在进行国与国之间的比较时采用相同且有实质意义的方法。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根据调查结果发布了第一份《世界幸福报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梅尔提出，学界要在这方面取得进步，还需不断努力，并得到国际社会强有力的政治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