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卢卡奇以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黑格尔式的阐释模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该模式试图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辩证法要素，借此批判第二国际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经济决定论等封闭了无产阶级革命可能性的理论。就内在理路而言，这一阐释模式确有其合理性，但黑格尔哲学自身的理论困境，也随之被“嵌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这在历史理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柄谷行人：确立共产主义的形而上学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强调理性或精神支配历史，且历史与逻辑具有同一性，因此它无非就是理性或精神依内在辩证结构的展开过程。然而，由于黑格尔辩证法自身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圆圈，以这种逻辑结构为基底而构造的现实历史也被封闭起来。在黑格尔看来，作为理念的“终极目的”自身就存在于现实之中，因此它本身是实在的和确定的。正是在此意义上，黑格尔开始谈论历史的终结。随后在科耶夫的解读下，历史的终结被指认为是在现代历史中发生的。科耶夫的学生福山则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终结论”。福山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已然失败，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制度。

　　事实上，如果全然按照黑格尔主义的模式阐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必然将马克思拽入历史目的论、历史决定论乃至历史终结论之中。作为自由主义者的福山是一个典型，而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卢卡奇也未能避免。柄谷行人的思考恰恰开始于对“历史终结论”的反思，他试图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为共产主义理念寻求可能空间，即确立共产主义的形而上学。这就要求对黑格尔以及通过黑格尔阅读马克思的模式进行批判。于是，康德出现在了柄谷的理论视域中。

　　相较于黑格尔，康德哲学最大的特征就在于它具有真正的开放性。康德承认人类理性有其自身界限，因而存在着“可思而不可知”的自在之物。理念则是理性的纯粹概念，它作为自在之物只是一种出自思辨意图上的主观设定，因而不具有经验的实在性。因此，康德认为，理念对认识仅有范导性的作用，即引导知识到达最为完备和系统的整体。但康德并不保证最终能够完全达成这一目标，而只能无限趋近于它。如果将理念非法地建构化运用——将其实在化，则必然导致“先验幻相”。这样，康德构建出一个开放的知识系统，其中认识永远是非完成和非封闭的。而在实践领域中，理念则以道德的“应当”形式出现，意味着某种尚未显现却要去趋近的东西。最终，康德从自然目的论出发悬设了“自然意图”理念，它虽然无法被建构性地使用，但可以作为理解人类历史的必要线索。

　　柄谷行人注意到康德哲学这一特征，由此他格外强调康德关于“建构性理念”以及“范导性理念”的区分，并以之对应“事后”与“事前”两种视角。他认为，黑格尔是从事后出发看待问题，黑格尔的理念就表现为现实中的实存，历史则随之是已完成的和封闭性的。按照这种模式将共产主义理念进行建构性的阐释，必然会将马克思引入历史终结论。对康德而言，我们只能预设理念应当实现并对之报以信念，却不能肯定其必然会获得现实性，但是，以一种范导性理念作为指引行动的线索却是必要的。柄谷行人认为，马克思采取了与康德相同的视角，即使共产主义理念在实践中遭遇种种挫折，并不与该理念所带来的未来愿景相矛盾，因为历史终究是开放的，它还远未行至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