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东欧布达佩斯学派的核心代表人物之一，赫勒的理论建树在东欧乃至世界范围都有着广泛且深远的影响，打破了以往哲学理论只重宏观政治经济批判的局面，开拓了微观政治哲学的研究视野。其中，在《马克思的需要理论》以及《激进哲学》等著作中，赫勒在深刻分析马克思的社会需要异化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指出社会需要异化问题的症结在于需要结构，并提出通过重建社会需要结构来克服社会需要异化的理论设想。这对于当下反思社会异化现象仍有借鉴意义。

　　基于对马克思需要异化思想的理解，赫勒从四个方面分析了资本主义需要异化的表现。

　　从手段和目的关系的角度看，随着异化的发展，即异化中财富条件的发展，人的本质的每一个方面都表现为手段和目的关系的“颠倒”。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进行分析时，已经发现“可操纵需要”的问题。他分析道，一个被给予的需要不是因为它本身具体的质，生产和满足个人的需要是围绕着资本增殖进行的，已由目的变成资本增殖的手段。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机械化的典型结果是需要的增长，这种需要增长将成为自由时间的阻碍以及需要自己发展的障碍。因此，个人自由是表面的：个人选择他的需要对象和浇铸他的个人需要不是遵从个人意愿而是遵从他们在分工中的位置。赫勒指出，个人虽然变得更丰富（有更多的需要和需要对象），但这种丰富是单面的并被其他需要限制的：即使目标不是个体的多方面发展，个人也成为单面发展需要的奴隶。

　　从质和量的角度看，对量的追逐造成了人们对具体的质的漠不关心。马克思指出，真正的财富恰恰体现为异质的需要的发展，然而，对物品占有的无限增长不但没有发展新的异质需要，相反却割断了它们。他认为，是货币联系颠倒了质与量的关系。因为，货币不仅仅限制质的、量化质的需要，而且同时导致那些不能被量化的需要的萎缩，甚至货币也能量化那些不能被量化的需要并且把质的需要转化到其反面。即便如此，赫勒仍指出了马克思看待质和量异化关系的积极立场。马克思认为，物种本质的异化以及所有对质的量化是必须的，只有这样，那些纯粹质的需要（即完全是个人的需要而不是劳动分工所分配的需要）才能产生。马克思也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质和量的异化关系自然地不存在了，人的需要将会与那些需要的对象建立一个直接的和质的联系。这也意味着积极地克服私有财产以及世界个人财产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