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的《乌托邦》已经发表了逾五百年。世界各地关于乌托邦的讨论从未止息。莫尔，一个既忠实于现实又满怀梦想的人，一生充满传奇，跌宕起伏，先后当过律师、国会议员、财政副大臣、国会下议院议长、大法官等，但是，他却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被永载史册。一方面，在现实中，他毕生致力于各种政治活动和法律解释；另一方面，在脑海中，他时时刻刻都在思考和梦想人类所应当追求的理想共同体。

　　16世纪初期的英国，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孕育着深刻的阶级矛盾与社会危机。此时，不仅王权与贵族和教会势力之间的斗争日趋表面化，农民反对新兴资产阶级的斗争也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当时的新兴资产阶级正处于“原始资本积累”阶段，用暴力剥夺农民土地，迫使他们变成无产者，英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圈地运动”正是由他们发起的。“圈地运动”正是莫尔构思和写作《乌托邦》一书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乌托邦》以深沉、辛辣的文学笔调无情揭露了贪婪成性、欲壑难填的新兴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抗议控诉资本主义“羊吃人”的阴暗现实。在耕地蜕变为牧场的过程中，首当其冲、深受其害的正是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在封建社会里，法律上不仅认定了土地所有者对土地的占有权，也规定了农民对土地的耕作权或使用权。因此，虽然农民无法随意离开土地，但领主或地主也无权随意驱逐耕耘自己土地的农民。封建制之所以能够维持千年之久，正是由于农民与土地血脉相连、须臾不可分离。可是，由于“圈地运动”，一夜之间，这种联系归于解体，农民们被从土地上赶了出去。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农民驱逐出土地也是挣脱土地的束缚。现在，农民终于摆脱了地主的约束，可以自由地离开土地。

　　但是，问题在于，即使从地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农民们也举目无亲、走投无路。因为当时资本主义产业部门还处于萌发阶段，他们与真正的产业革命之间还横亘着二三百年的漫长岁月。其结果，农民们不得不背井离乡，盲目地涌入城市，或成为流氓，或饿死街头。莫尔对这幅悲惨景象十分愤慨，在《乌托邦》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通常羊是温顺而吃的很少的动物，但如今它变得饕餮贪吃、暴虐成性，以至于吃人。”

　　莫尔是英国人，但他的《乌托邦》未能初版于英国。1516年9月3日，莫尔将这部关于未来“理想乡”的《乌托邦》草稿寄给了自己的好友、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莫。1516年12月初，《乌托邦》以拉丁语初版于比利时鲁汶，初版原题目叫《至善政治形态与新岛乌托邦》。在寄给伊拉斯莫的最初信件中，莫尔附加的题目为“Nusquama”，是拉丁语Ne（not）+usquam（anywhere）的合成语。在与伊拉斯莫的多次书信来往过程中，这一题目被替换为希腊语ou（没有）与topos（场所）的合成语，即“乌托邦”。

　　在《乌托邦》序言中，曾提到柏拉图的《国家篇》，从中可以看出，莫尔批判继承了前人关于“理想乡”的思维传统。此书不仅继承了这种思维内容，也继承了对话体的叙述方式。关于“理想乡”的主要内容均由拉斐尔叙述，而对话中出场的莫尔至多随声附和：“有那样的世界吗？”甚至，莫尔作为一个反驳者登场，一再反问和诘难拉斐尔关于“理想乡”的说明：

　　“我无法同意您的话。如果没有利润追求的动机，人们都会变得慵懒怠惰，只希望别人为自己做事。”不过，在此莫尔最终借拉斐尔之口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先生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不能正确地想象我所说的国度。您一旦与我一同前往乌托邦，亲眼目睹那个国度的风貌，您就会马上承认那里的先进制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