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主义究竟是一种属于全欧洲的思想还是一种专属于德国的思想，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一般而言，学者们大多倾向于认为历史主义是19世纪德国思想的产物，因为历史主义在那里获得了最充分的发展。而在德国，历史主义的关键性发展又与其社会转型密切相关，可以说，正是社会转型赋予了历史主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

　　随着欧洲争霸斗争在16世纪以后愈演愈烈，各国之间的文化竞争也随之加剧。在19世纪之前，由于未受民族主义的影响，虽然存在激烈的文化竞争，但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并未搁浅。我们看到，德意志各地的诸侯乃至普鲁士王室对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化艺术和政治理念均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这种态度也影响到了历史主义的早期发展。比如，受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以赫尔德和歌德为代表的早期历史主义者具有世界主义的倾向，一方面，他们继承和发扬了日耳曼民族的古老传统，另一方面，他们又积极接纳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普世价值。

　　在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欧洲风云突变，法国大革命给各国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拿破仑的征服使民族主义具有了排他性。在惜败于拿破仑之后，普鲁士推行了施泰因—哈登堡改革，这场改革导致普鲁士在各领域的发展出现了不均衡的局面：文化上的“开明”与政治上的“保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如此，诸如威廉·洪堡这样的改革参与者还是秉承了世界主义的立场。柏林洪堡大学是洪堡教育改革的伟大成果，在其建立初期，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成为了费希特、黑格尔、尼布尔和萨维尼等学者关注的焦点，在他们看来，德国未来所走的道路应该基于德国的历史而不是抽象的政治理念。这种思想阐明了革命原则的限度并为德意志“特殊道路论”提供了合理的辩护。

　　19世纪上半叶欧洲的动荡局势，迫使德国知识分子只得另寻统一德意志的良方。既然革命和宪法不能完成德意志的统一，那么就只能依靠“铁血政策”，这种思想转变使德意志与“西方”渐行渐远。此时，德意志“特殊道路论”已不再是对革命原则的纠正，它完全与革命原则背道而驰，而具有了明显的民族主义特征。这种特征在普鲁士历史学派的身上清晰可见，他们鼓吹由普鲁士来完成德意志的统一，德意志需要走一条与“西方”不同的道路。

　　正是上述因素促使历史主义在19世纪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不过，作为一种系统的思想，历史主义的发展还与历史学的专业化和教化功能息息相关。兰克和德罗伊森开创了德国现代史学的新格局，他们既促使了历史学成为独立的学科，又为独立后的历史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兰克在1854年受邀为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二世讲授近代史，德罗伊森在《普鲁士政治史》中叙述普鲁士称霸德意志的历史，这些都足以说明，德国现代史学自诞生以来就绝非不偏不倚，它早已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使命。

　　如果说德意志统一后的强大与繁荣见证了其“特殊道路”的成就，那么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特别是纳粹大屠杀，则凸显了德意志道路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