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5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下简称TPP）达成后，一些媒体在报道TPP对中国经济影响时，引用了学术模型研究所得出的具体数据，如TPP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影响的百分点等，引发了国内各界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总体来看，模拟研究的结果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现实问题的方向，但关于TPP测算的各种结果与真实经济运行均有一定的差距，在使用这些研究结果时，需要持有科学审慎的态度。

　　从学术研究角度看，对自由贸易协定（以下简称FTA）贸易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类是以统计学理论为基础的计量估计方法，基于引力模型，对FTA的经济效应进行事后研究。这种方法采用FTA建成前后的运用贸易流量数据，对FTA实际的贸易效应进行估计。通过在引力模型中设定一个是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虚拟变量，来考察FTA对贸易流量的影响，与事前模型相对比，事后研究采用真实数据进行分析，其对FTA的实际效应的测度更为准确。另一类是以经济理论中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为基础，对模型校准后，采用反事实估计，对FTA的经济效应进行事前的模拟研究。在TPP等自由贸易协定达成前对其效应进行研究，适用于采用事前模拟方法。

　　FTA效应的事前分析的传统方法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以下简称CGE）。国内对CGE模型已经有一些具有国际水平的研究成果。用CGE模型对FTA进行研究经历了从静态CGE模型到动态CGE模型，从完全竞争模型到不完全竞争模型的演进过程。经过30多年的发展，CGE模型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已经广泛应用于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贸易政策分析中，如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CGE模型虽然可包括丰富的数据，但通常模型结构较为单一，和贸易理论模型相比，CGE模型的思想性略差，更多地被作为政策研究工具。在以异质性厂商贸易理论为代表的国际贸易理论发展前沿中，呈现了校准方法和估计方法相互补充和结合的趋势，如Eaton & Kortum（2002）采用美国厂商的实际数据，来校准模型参数，检验模型的结论，并通过政策模拟（如贸易壁垒变动、汇率变动等）进行反事实估计。

　　TPP效应的事前测算研究属于政策应用型理论研究，与一般的学术研究有一定差异。从现有各种测算模拟研究中，可以发现这些文章中体现了两类研究方法论。其一是基于学术研究思路，力求与前沿贸易理论模型结合，谋求方法的前沿性。另一类是基于政策研究的需要，政策要求对现实问题给出准确的答案，模型设计方法力求越接近现实越好，国家数量多、模型层级复杂。这与学术研究需要一定的抽象性是有所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