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习近平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说，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这样多的人民，这么复杂的国情，要有“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态度。^[1]也就是说，在国内治理方面，要把握好“度”，审慎处理各种矛盾、协调各种关系。在外交方面，也不可避免涉及到处理各种矛盾和关系，如朋友与敌人、战争与媾和、新朋与旧友、大国与小国、双方与多边等。针对现阶段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中国自身的任务，笔者以为当前中国外交应当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要求，重点协调好以下六对矛盾和关系。

第一、协调好官方外交与民间外交的关系。长期以来，中国十分重视官方外交，与绝大多数国家的关系都是通过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对民间外交重视不够，民间外交在中国外交全局中的地位较低、分量不足。即使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全天候合作伙伴，两国的密切关系也更多停留在政治和安全层面，两国民众交流甚少、了解不多。从世界外交实践看，官方外交是主体，民间外交是官方外交的有益补充。官方外交主要通过政府部门建立和维系，突出政治性、安全性、战略性；而民间外交主要由企业、社会组织乃至公民个人的交往构成，突出经贸性、文化性、民间性。官方外交为民间外交提供重要的政治和安全保障，民间外交为官方外交奠定深厚的群众和文化基础。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国家外交大局。但官方外交的主体比较单一，容易受国际、地区形势变化乃至一国内部突发事件的影响，相对比较脆弱；而民间外交的主体繁多，交往领域更宽泛，不易受国际、地区形势变化乃至国内突发事件的影响，或者受影响的程度较小，具有明显的稳定性、包容性。发展民间外交，可以强化国家间的感情纽带，增加共同利益，从而能够缓解和修复政治安全领域决策失误和突发事件对国家间关系带来的冲击和损害，有利于国际关系的长期、平稳发展。因此，今后应进一步重视民间外交，无论是处理与美、俄、欧这样的大国关系，还是与发展中国家或者周边国家的关系，在巩固官方交往的同时，还要大力发展中外民间交流，为社会组织和民众提供更多相互了解和交往的机会和渠道，这对稳定和深化中国的对外交往，进一步做好外交工作，是十分有益而重要的。目前，公共外交已成为民间外交的一个富有活力和潜力的新兴领域，开展公共外交的根本目的是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消除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担心乃至恐惧。这项工作政府可以做，社会各阶层人士和民间人士也都可以做。开展公共外交，既要利用国家组织的大型活动，又要保持民间的细水长流。在人类文明和文化传播的历史上，民众间的潜移默化和口耳相传可能更有力量。^[2]

第二、协调好“远亲”与“近邻”的关系。对中国而言，“远亲”主要指亚非拉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与中国有着传统友好关系。“近邻”，则主要指中国周边的日本、韩国、朝鲜、东南亚国家以及印度、巴基斯坦等。近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因相关的领海、领土纠纷等问题而复杂化，客观上增加了外交的压力。今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出访，除了访问大国和邻国俄罗斯以外，其余都是非洲国家，这固然与金砖国家峰会在南非召开有关，也似乎印证了中国在与“近邻”关系紧张的情况下，更加重视巩固“远亲”，以增加外交的回旋余地。但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中国是世界上周边邻国最多的国家，“邻居”多，意味着联系多、好事多，同时也意味着问题多、麻烦多。伴随着中国“走出去”的进程以及周边国家各自的相继崛起，中国与邻国在经贸交往和开发可利用性资源上的矛盾变得日益突出。如何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历史纠葛与现实利益冲突，极大地考验着中国外交的智慧、勇气和创造力。为此，要协调好“远亲”与“近邻”的关系，一方面要巩固与非洲国家这样的“远亲”的传统友谊，做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使得中国在处理与大国和“近邻”的关系时游刃有余；另一方面，拿出足够的智慧，处理好与邻国的领土领海争端，真正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目前与中国有领土领海争端的主要是东南亚国家、日本和印度。要坚持原则，守住底线，在国家主权问题上没有谈判的余地，对觊觎我领土领海的行为，发出明确的警告信号，反对外来势力插手，反对将争端国际化、多边化。当今世界，全球化、信息化构筑了各国利益的紧密联系，既爱祖国，也要爱人类，才能站得住脚，不能关起门来只讲狭隘的爱国主义。^[3]解决与邻国的领土领海争端问题，是个长期的过程，要始终保持克制，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处理好钓鱼岛、南海等争端，避免与周边国家关系交恶。

第三、协调好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关系。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硬实力在增强，外交中可资利用的资源和手段越来越多。如近十多年来，中国领导人出访，总是伴随着大规模采购、对外援助、贷款等，利用经济手段为外交工作服务，使中国在不少问题上掌握主动权。同时，近年来中国大力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从俄罗斯购买先进武器装备，引进并建成第一个航母战斗平台，研发成功歼-15等先进战机，在国际舞台上充分展示了中国的硬实力。但与此同时，如何在国际交往中减少经济开支，减少武力威慑，通过增强软实力等办法，提高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无疑也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中国要成为被世界认可和尊重的大国，不仅需要较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更应该有精神和灵魂。时代变了，过去认定一个国家是不是强国，更多的是看军事力量，看在国际问题上是否能够说了算，看他能否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而现在，更多的是看这个国家有多少盟国，其经济社会发展是不是令本国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感到赞赏和有吸引力，国内社会的健康程度，甚至是道德上的吸引力等。成功的国家，更多的是能够迅速地进行和平发展，同时迅速地实现经济、社会进步，并且在一些价值方面对人类有较大贡献。^[4]中国要成为真正的大国，离不开继续增强硬实力，善于利用硬实力，这方面，对中国而言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必须注意，过于强调硬实力，特别是军事力量，容易引起其他国家对中国搞霸权主义的担忧，促使周边国家寻求地区外大国的介入，反而会恶化中国的周边环境和国际处境。因此，今后应更多在增强软实力上下功夫。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奈认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凭借三种资源：文化、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他同时指出，美国相当一部分软实力产生自民间社会（大学、基金会、好莱坞、流行文化），而不是政府。^[5]应当说，近年来中国十分重视通过推广传统文化来增强国家的软实力，在世界上不少国家建立了有政府背景的孔子学院，对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增强中国文化的亲和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一是注重对当代中国主流文化和政治外交理念的传播，如果只重视传播传统文化，则容易使其他国家的民众对中国的了解停留在过去，无法使他们了解当代中国；二是更多发挥民间的智慧和作用，使社会和民众成为提高软实力的主体，因为“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个人、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提高软实力，要挖掘出民间社会的全部才华。”^[6]提高软实力，还应当提升国民的素质，每个中国人都是中国软实力的载体。最近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国人走出国门，到世界各地旅行，尤其在一些国家抢购奢侈品，让世界见证了中国人的经济实力。但在文明素养方面却有待提升，一些中国公民在境外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在餐厅浪费食品，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以至于一些中国游客较多的景点，出现了专门针对中国大陆游客的中文提示牌。少数中国游客的不文明行为，严重损害了中国人的形象，也损害了中国的软实力。因此，应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升国人的文明素质，改变中国人在国际上的暴发户形象。

第四、协调好利益与道义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中，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外交说到底，就是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利益人人想要，但应当取之有道。一味追求利益，不考虑道义，则可能事与愿违、得不偿失。实际上，利益和道义是密不可分的，在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中往往相互交织，很少有国家完全追求利益而不顾道义，也很少有国家只讲道义而不要利益。如美国从来不掩饰自己对利益的追求，但美国外交也一直都渗透着所谓的“道义”——在全世界推广美国主流价值观。甚至有人认为，美国在国际行动中过于理想主义，以至于很多时候被碰得头破血流。中国外交也是如此，改革开放前，在对外交往中强调“重义薄利”；改革开放后，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作为外交活动的根本宗旨，近年来又提出建立和谐世界的主张。显然，和谐世界的主张与中国自身的利益是一致的，只有在和谐世界里，中国的发展才能有和平、稳定、公平的国际环境、国际秩序，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和维护中国的利益。相对于改革开放前重义薄利的做法，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明确提出了追求国家利益的诉求，不再回避谈利益，这是值得肯定的。从实践中看，中国外交的举动，不论与发达国家发展关系，还是与发展中国家保持传统友好，还是近年来积极参与国际多边合作，其根本目标都是维护和发展中国的国家利益。实际上，国家与国家之间是休戚与共的，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往往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一个国家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不能损害和牺牲别国的利益，这早已成为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一定意义上说，损害别国的利益，就是损害自己的利益；维护别国的利益，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尊重别国利益，遵守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尊重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观，这就是当今国际关系中的“道义”。一国不可为了一时的利益，放弃道义上的责任，将人类共同的价值观抛至脑后，如果这样做，就难以真正树立起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如联合国制裁一些国家，世界上多数国家与它们断绝经贸往来，如果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与这些国家开展经济和其他领域的合作，也许能挣到一些钱，甚至得到这些国家政治上的支持，但与所得相比，损失恐怕更大。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有些利益，诱惑再大，也不能轻易获取，否则会败坏自己的声誉，得不偿失。并且，一国的内部局势也处在发展变化之中，与一个政权走得过近，无疑会得罪该国的反对派，一旦该国政权发生更迭，反对派上台，则会与新政权关系紧张。如我国西南某邻国近年来政局发生显著变化，之前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军政府进行了力度很大的改革，反对派有可能参与政府，甚至上台执政。伴随着缅甸内政外交的调整，中缅关系出现了较为复杂微妙的局面。世界局势瞬息万变，一国内部政局也处在变化之中，要在外交上处于主动，以不变应万变，就要守住道义的制高点，在国际社会公认的道义准则下追求利益，在利益上取之有道。

第五、协调好外交与内政的关系。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归根到底是为内政服务的。对外援助的规模和数量，应从国家的长远、根本利益出发，统筹考虑内政和外交的需要。因为一定时期，国家的资金和资源总量是一定的，花在外交上多了，花在内政上就必然少。内政是外交的基础，只有首先解决好内政问题，保持国内的稳定、团结、和谐，才能更好地在国际上发挥作用，维护本国利益。如果一笔钱花在外交上和花在内政上效果差不多，或者一时难以权衡，应该优先花在内政上，首先满足国内民众的需要，特别是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些地方的人民生活还有较多困难的情况下。如何提高国家资金和资源的使用效率，把钱花在刀刃上，需要决策者慎重考虑和权衡，协调好外交与内政的关系。协调好内政与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处理好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加强国防建设既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而且还有利于促进国家统一。然而，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毕竟存在着矛盾，存在着优先次序问题。国防现代化的基础是经济发展，特别是科技。没有雄厚的经济和先进的科技为基础，国防现代化不可能实现。所以，优先发展经济和科技是正确的选择。现在，中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适当提升国防建设的地位，加快国防建设的步伐，是非常必要的。但必须清楚的是，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经过努力，避免大的战争，维护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和周边和平是可能的，发展还是当今中国的第一要务，国防投入要与经济总量保持一个适当的比例。不仅如此，出于为现代化建设和对外开放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的需要，国防建设的进程还需要考虑周边国家及有关大国的反应，有所为有所不为，以维护国家基本安全和服务于经济建设为宗旨。^[7]

第六、协调好“守拙”和“有为”的关系。上个世纪90年代初，面对苏东解体后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外交的28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实践证明，这个方针是十分正确的，帮助中国度过了外交上最困难的时期，最大程度上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近年来，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领海、领土纠纷的凸显，一些人主张，中国外交应放弃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的方针，认为现在是该显露锋芒、有所作为的时候了，甚至提出“该出手时就出手”，教训一下那些挑衅的国家。这样的呼声越来越高，甚至给外交决策造成了很大压力。一些人把“守拙”和“有为”对立起来，这是对邓小平外交方针的误解。“善于守拙”，不意味着胆小怕事，软弱萎靡；“有所作为”，也不意味着强硬粗暴，甚至可以称王称霸。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政府对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也是当今世界形势下中国唯一能够选择的道路。中国不可能走西方列强殖民掠夺、侵略扩张的老路，强化军事同盟、进行军备竞赛、动辄进行武力干预，这些做法都不符合时代潮流。^[8]如果中国这样做了，不仅会给其他国家留下中国强大后搞霸权的口实，也从根本上违背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重蹈前苏联搞社会帝国主义的覆辙。实际上，中国在主权、领土等涉及国家根本利益问题上，从来就没有软弱过。但中国在处理国际问题时，一直是讲理的，从不以大欺小，恃强凌弱，对于国际争端，从来都是根据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从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相关国家利益的立场出发，提出自己解决问题的主张。因为真正的强大，并不体现在语言和立场的强硬，更不体现在咄咄逼人、好勇斗狠。真正的强大，是讲道理，有足够的力量和影响，但不滥用这种力量和影响，这样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中国一直以来在这方面做得不错，今后还应当坚持这么做。要把“守拙”和“作为”统一起来，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有能力发挥更大作用，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作出更大贡献。如中国要在更多的国际事务中表明态度，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推动问题的解决；在其他国家面临困难的时候，力所能及地伸出援手，提供更多帮助，尽到更多国际义务。同时，随着中国对世界事务参与的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国际规则，要带头遵守公认的国际规则；同时，对于不合理的规则，积极地、负责任地提出修改意见，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规则。这样做，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国的利益，符合世界对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期待。既满足中国自身的利益诉求，同时又能够兼顾国际社会的合理关切，兼顾国际进步重要趋势，才是真正负责任的大国。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守拙”，就是内敛、涵养、厚重，后发制人；“作为”，就是负责任，尽义务，敢于主持公道，承担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处理好“守拙”与“作为”的作为，已经突破了对中国一个时期外交原则的规定，而成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承接、与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相适应的、中国外交应当一直遵循的长期原则。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研究室副主任，助理研究员，博士）

注释：

[1]习近平：《领导者要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态度》，2013年3月20日中国外交部网站。

[2] 《中国外交官：用军事手段无法解决南海问题》，2012年3月26日《南方日报》。

[3] 《中国外交官：用军事手段无法解决南海问题》，2012年3月26日《南方日报》。

[4]《时殷弘、王逸舟谈国际战略格局新变化 中国外交政策新看点》，2007年7月31日人民网。

[5]《约·瑟夫奈称中俄不懂软实力》，2013年5月3日《参考消息》。

[6]《约·瑟夫奈称中俄不懂软实力》，2013年5月3日《参考消息》。

[7] 刘建飞：《关于近几年中国外交的反思》，《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4期。

[8] 乐于成：《国际形势风云激荡 中国外交乘风破浪》，2011年12月18日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