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滇缅公路曾经一度是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生命线”，受到海内外记者的广泛关注。战时关于滇缅公路的舆论宣传鼓动了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达成了国家战时动员的目标，同时，舆论宣传也为中国抗战赢取了国际支持和援助。

　　“现代中国的长城”

　　1939年春，萧乾从昆明到大理、龙陵、芒市，自畹町到缅甸腊戍，风尘仆仆来回奔波了近三个月，一口气写了五六篇通讯，登在港版及渝版的《大公报》上。萧乾深入的采访，适时顺应读者的渴求，带给大后方一股不小的信息震撼。

　　1940年《南华早报》登载了《滇缅路的劳工：中国记者的讲述》，报道介绍了青年记者萧乾给《亚洲评论》写的一篇关于滇缅公路建设情况的文章，萧乾将这条道路称为“现代中国的长城”，将滇缅公路视为“目前转型时期的标志”。

　　范长江也于1940年12月撰写述评《滇缅与滇缅公路》，开篇就称赞滇缅公路是“支持全民族抗战的一条国际交通要道”，“不但是中国交通史上的奇迹，而且是世界公路交通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

　　滇缅公路完成后，据称“第一位行经此地的外国新闻记者”杉姆森（曾任路透社驻华记者）认为“滇缅公路工程之伟大，实有历史上之价值”。

　　另一个壮烈的“战场”

　　修路时，除了洪水的侵袭、炸药的悲剧、坠崖的死难等意外事故之外，还有瘴气引发的各种疫病。不过，环境恶劣、筑路艰辛、牺牲惨烈都没能挫败中国劳苦大众。在艰苦的条件下，滇缅公路的劳工们没有怨言，只是感叹“这就叫国难呀！”

　　萧乾在采访中感受到了民众为国奉献的精神：“这趟旅行使我看到了抗战的另一面，壮烈的一面。多少华侨青年为了支援抗战，丢下他们在海外的安定生活，奔回祖国，用原始工具协助修建那条通往广大世界的公路——海岸被封锁后，它成了我们唯一的生命线。在采访那位印度铁工时，我问他为什么志愿到中国来支援。他擦了擦沿着头上穆斯林头巾淌下的汗水，朴素地回答我说，因为他恨侵略者，一切侵略者；他自己的祖国当时也处于奴役中。”

　　范长江如此描述滇缅路的建筑情形：“现在经过的人只知道它的伟大，而不容易知道它建造过程上的辛苦。若干友人都曾在滇缅路建筑时去参观过。完成这条伟大公路的，不是开山机、建筑机，不是近代化的工程队，而是这一向被视为边僻之地的劳苦人民，使人触目惊心的是，这批崇山峻岭中的建筑队，不只是壮丁，还有无数的老人、幼童、妇女，甚至孕妇也参加其间！他们都是平日受国家恩惠最少，经济教育最落后的人民，然而在抗战大潮流之下，他们吃着自己的饭，无工资地为国家筑路，而他们所用的工具，除简单的农具外，就是他们的双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