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针对平均主义政策和贫穷社会主义观念，从调动人的积极性、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提出先富带动共富的政策构想，在政策层面上开启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建构；随着先富政策双刃剑性质的凸显，针对初现端倪的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拉大现象，从生产关系和制度对比的角度，提出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的论断，在制度层面上深化共同富裕思想，把先富与共富、政策与制度、手段与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逻辑自洽的思想系统；面对国内外形势变化，针对分配失衡和两极分化开始出现的现实，超越应然论的逻辑推断，着眼现实论的对策设计，提出必须坚持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制定解决分配问题的具体对策，在实践层面上拓展共同富裕思想。在理论重心转换的过程中，共同富裕思想逐步完善成为一个包含着政策、制度、实践内涵在内的理论架构，这个思想对于思考和解决当今社会分配问题，有着特殊的思想指导价值和理论标杆意义。

　　从理论上讲，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之一。但是，从现实说看，分配结构失衡和收入差距拉大，已经成为当今中国一个不争的事实，甚至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并长期成为政策决策层、学术思想界和社会大众的热点话题。正因为如此，党和国家政府努力提出新的对策思路，力图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防止两极分化。在思考当今社会分配问题之时，邓小平共的同富裕思想显示出其特有的思想指导价值和理论标杆意义。为此，深入研究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发展逻辑及其理论重心转换历程，很有必要。

　　一、“先富带动共富”的政策构想：共同富裕思想在政策层面启动

　　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邓小平提出了“先富带动共富”的政策主张：“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政策” 。这个政策并写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当中，并长期作为我国的一项重要政策。为什么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先富起来”这个大政策呢？

　　（一）先富政策是针对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和“贫穷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提出的

　　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近30年的执政历史。在此期间，中国人已经习惯了一种意识形态式的评价公式：资本主义是落后的、腐朽的，社会主义是先进的、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有着无比的优越性。然而，现实情况是：中国的总体情况是国家贫弱、人民贫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仅仅停留在宣传层面而不能在现实中充分显示出来。例如，同香港一河相隔的深圳，居民收入同对岸居民差距巨大，以至于逃港事件不断发生。面对现实，邓小平实事求是地指出，“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邓小平把问题的焦点集中到了生产力的落后上，而造成生产力落后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制度本身而在于政策和观念，解决解决生产力落后问题，政策是关键，必须把调整政策作为一个中心问题来处理。“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 但是，平均主义的政策体制及“贫穷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制约生产力的发展。为此，邓小平提出了“先富带动共富”的大政策，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创造性，带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共同富裕的系统思想由此逐步展开。

　　中国历来是一个农业和农民大国，平均主义思维和传统根深蒂固。建国后，我国又长期实行平均主义“大锅饭”的经济政策和分配体制，这种政策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保护懒汉、打击群众积极性的体制性因素，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是吃大锅饭，鼓励懒汉，包括思想懒汉，管理水平、生活水平都提不高”； “贫困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以前我们犯过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错误，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 平均主义在发展问题上体现为“同步富裕”的“平均发展观”，这种发展观忽视了矛盾的特殊性，忽视了个体差别性和区域不平衡性。为此，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改变平均主义的经济政策，破除大锅饭的分配体制，破解同步富裕的平均发展观，提出一种有差别的分配政策，一种非均衡的发展观：即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邓小平说道：“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

　　体制和政策作为外在于头脑的东西，可以通过改革以新的政策和体制来取代之。但是，观念则内在于头脑当中，必须经过思想解放才能转变。中国之所以落后几十年，除了平均主义的经济政策和体制性因素之外，“贫穷社会主义”错误观念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这种观念经过长期的教化和渗透已经扎根于人们的思想深处，“贫穷光荣、富裕可耻”几乎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劳动积极性和主体创造性受到了内在阻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也就难以真正实现。为此，邓小平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富裕社会主义”的理念，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富裕”，科学阐述富裕同社会主义的关系，把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在破解错误的社会主义观念的同时，推动人们在社会主义认识上的思想大解放。他多次指出，“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是极左面目出现的假社会主义，改革政策就是对这种假社会主义的批判和破解，搞现代化就是要加快步伐，搞富的社会主义，不是搞穷的社会主义。他明确提出：“‘四人帮’鼓吹宁要贫穷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这是一种谬论，是对社会主义的歪曲甚至污辱。向穷的方向发展，这不能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总要使人民生活逐步改善，人民群众的收入不断增加，当然也包括使整个国家一步一步地富强起来”。

　　（二）先富政策是按劳分配制度的具体体现，目的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先富政策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一项有强烈针对性的政策，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在分配领域，因而它同社会主义的基本分配制度即按劳分配制度之间的关系，首先就成为邓小平反复论述的侧重点。从一开始，他就明确了先富政策同按劳分配制度的关系：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先富政策是按劳分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在经济政策上的具体化，必须在按劳分配的制度框架内运行，不应该也不允许离开和违背这个基本制度。先富的条件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通过合法的手段多劳动、多贡献，如果离开了这个条件获取不合法的、不符合政策的暴利收入，那就不仅不应该鼓励反倒应该限制和取缔。

　　先富政策的提出本身就是邓小平思考如何切实贯彻按劳分配制度的产物。1978年3月，早在先富政策提出之前，他就指出：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根据这个原则，人们的劳动是有好坏差别的，当然也就存在着分配上的差别，富裕程度上的差别，平均主义的一刀切、大锅饭是不行的 。按劳分配作为一个鼓励上进、制约落后的制度，应该具体化为激发人的劳动积极性的政策，先富政策就是按劳分配制度的具体化。在提出先富政策之始，邓小平就明确界定了先富的条件：“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 这就是说，先富并不是无条件的，而首先是多劳动、多贡献的结果，是按劳分配的具体体现。1979年3月，他特别强调，我们所制定的先富带共富的政策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不是离开了这些原则。1983年1月，他再次强调，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条件是“勤劳致富”。 之后，党在不同层次的政策规定中，都把“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等作为先富起来的基本前提。

　　社会主义首要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更高，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为此，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力，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各项政策的根本目的。在提出先富政策之始，邓小平就特别强调，先富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在按劳分配的框架内，通过分配政策的合理化调整，以政策带动人的劳动积极性和主动创造精神，提高劳动生产率，全面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先富政策的实践也确实达到了生产力发展的目的。它破除了贫穷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确立了富裕社会主义的理念，推动中国人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大胆解放思想，使人们的主动创造精神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创造了精神条件。它破除平均主义的不合理分配政策，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通过激活生产力的首要的核心要素，并以此带动生产力的其他要素活跃起来，实现了以政策激发人、以人带动生产力发展的良性循环，使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成为现实。1981年，邓小平根据两年来的政策实践指出，先富的政策是见效的，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最有效的政策，这种政策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的。 1983年1月，他再次指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

　　（三）先富政策内含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共同富裕的理论建构有待进一步展开

　　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理论建构，先富政策只是整个理论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一项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目的性的经济政策，其侧重点在生产力领域而不是生产关系领域，着力解决的是初次分配中的效率问题，必须要制定相应的再分配政策才能保证社会公平，这个政策本身的适用范围和时间等都需要有所界定，过度夸大它的适用范围、延伸它的时间界限、提高它的理论地位是不恰当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讨论富裕问题，必然涉及到先富和共富的关系，而在这个问题上，先富政策的侧重点则在于先富，其自身无法解决先富带动共同富裕的问题，必须坚持先富的前提条件和目标指向才行。邓小平在提出先富政策时，就已经谈到了先富和带富问题。之后又谈到：“社会主义特征是搞集体富裕，它不产生剥削阶级。” 初步涉及到了社会主义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但是，先富怎样带富，为什么社会主义的特征是搞集体富裕，如何完整准确地看待先富和共富的辩证关系等，仅仅在先富政策框架内并没有完全展开。也就是说，不能孤立地看待和执行先富政策，必须着眼于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来看待它，如果离开了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则，离开了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的前提条件，就有可能使先富政策偏离了它的制度属性和目标指向，演变成为导致两极分化、分配不公的导火索。

　　在社会主义同富裕的关系上，先富政策把贫穷与富裕问题同社会主义制度及其优越性联系起来，形成了社会主义必须富裕的科学论断。但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富裕，既涉及到生产力问题，也涉及到生产关系特别是分配关系问题，而先富政策则留下了两个必须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其一，它所强调的重心是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富裕而且应该比资本主义更富裕，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仅仅到此，问题并没有回答完整。因为，社会主义固然不能是贫穷的，但仅仅富裕也并不就是社会主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同样是富裕的。贫穷和富裕并不是判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准。在富裕问题上，两种社会制度的区别应该是“什么样的富裕”问题，只有从这个角度来论述富裕同社会主义的关系，才能真正说清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其二，它的侧重点更多是集中在如何富裕方面。着力从打破平均主义政策，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而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来分析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而在“谁富裕”这个涉及到生产关系的问题上，其答案则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这样一种分配关系如果不受限制地无限蔓延，其结果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要求显然不符。也就是说，先富政策的适用领域是初次分配领域，它所重点解决的是初次分配领域中的效率问题，而不能解决再分配领域中的社会公平问题。

　　先富政策的针对对象是平均主义的经济政策和分配体制，以及“贫穷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其目的在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政策，一旦一种政策的针对对象已经减弱或消失，已经不能服务于所要达到的目的时，其存在的合理性也将随之减弱，必须加以调整完善，或者以新的政策代替之，否则就会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了。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实践，平均主义的经济政策和分配体制早已经被打破，贫穷社会主义的观念已经被冲刷干净。由此，先富政策本身也就必须随着历史条件改变而有所调整。如果不加限制条件地继续推行先富政策，那就有可能使之成为分配不均、两极分化的推波助澜者，不仅不能促进社会主义优越性，反倒成为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