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朱琳(1974- )，女，吉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吉林 长春 130117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文章从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背景出发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主要论述三方面问题：一是近代中国儒家文化的困境及其独尊地位的终结；二是西方思潮的传播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理路。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背景/分析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88(2014)10－0011－0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大核心命题，是我们党和国家亟待解决和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是解决中国近现代社会现实问题的一种理论需要。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主导中国封建社会2000余年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很好地解决中国近现代面临的现实问题，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不是西方其他占主流的思潮中国化。任何思想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研究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因此，要全面而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背景作深入分析。

　　一、近代中国儒家文化的困境及其独尊地位的终结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中国化，与中国近代以来所面临的时代问题及其对西方的认知是密不可分的。近代国人是在剧烈的阵痛中开始审视中西文化的，首先是通过战争认识了西方文明，这种特殊的文化交流方式使“学习西方”成为格外沉重的话题。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可以说是一路踉踉跄跄、断断续续。从最开始统治集团内部少许开明之士对西方的盲从认知，到后来实践层面的操作体认(大张旗鼓的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后的冷冷清清，再到后来对西学的理性感悟(严复译著的广泛影响)，大体经历了这样一个螺旋式的反复过程。在这一过程当中，始终纠缠着“中西古今”这个新鲜时尚而又百思不得其解的话题。思想就这样得到了延续和发展，正如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导论中所阐述的，思想史“连续性发生在受到外来的知识与思想剧烈冲击，习惯于历史传统的人们为应付变局，反身寻找自己原有的知识和思想资源，对新的知识与思想重新进行理解和解释的时候。在这种理解和解释中，外来的知识与思想融入了传统也改变了传统，在看似‘断裂’中，知识与思想在延续着。”[1](P64)正是在关于“中西古今”的纷争中，思想得到了延续，文化得以传承。马克思主义从早期的传入中国到后来的广泛传播就是这种情形。当时国人用自己的知识与思想资源，就其所能了解到的方方面面，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种种理解和解释，使马克思主义进入了中国思想界，也使中国思想融入了马克思主义。“五四”后国人义无反顾地追随马克思主义思潮，是因为当时国人在理解西方知识与思想的同时，需要一种可以帮助自己理解西方的资源，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革命性和实践性恰好符合了这样一种资源需求。像当我们还沉湎于“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历史循环论而不能自拔时，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来加以阐释；像我们一直在向西方学习，但西方的“先生”却总是欺辱中国这个“学生”这样的困顿，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来解惑；当我们对中国革命的前途踌躇满志、一往无前、急躁冒进的时候，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决不会”来理解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2](P33)当我们对革命裹足不前、故步自封、万念俱灰的时候。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必然”来理解革命发生发展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这样就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知识的理解，同时也改变了对西学的理解，中国人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点，完成或行将完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向现代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