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长期以来，我国的理论界和学术界基本上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同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给人们造成了极大的认识混乱。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两个不尽完全相同的概念，从时间上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概念比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使用的时间要晚一些。从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属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无疑已不再是西方语言、西方风格，而具有中国的形式、内容和民族特色、风格、气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二者是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的整体。

　　关 键 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实际

　　作者简介：张国镛，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硕士点负责人，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

　　长期以来，我国的理论界和学术界基本上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同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即便是在出版的有关专著、教材中，还是在大量的理论宣传和发表的学术论文中，这一现象几乎普遍存在。甚至在同一本著作或同一篇文章中，也常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混同使用①。这给人们造成了极大的认识混乱。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两个不尽完全相同的概念，我们不能把它们简单等同起来。即使要混同使用，也必须加以说明，以示区别。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不断推进，特别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我们更应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两个不尽完全相同的概念作出正确的理解和把握，以正视听。

　　一、两个概念的由来及变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作为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实践活动，学术界普遍认为是从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就已开始了，但如果作为中国共产党“经典文献”中的一个特定概念(有人称“马列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态度、原则，则是在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并确定下来的。在这次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并使用了这一概念，同时把它作为一条根本原则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原则确定下来。他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 在这里，毛泽东已经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阐述的非常清楚。

　　同毛泽东的政治报告相呼应，张闻天在其组织报告《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中也提出了“组织工作中国化”的方针。他说：“在组织工作中必须熟悉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必须严格的估计到中国民族的、政治的、文化的、思想习惯的各种特点，来决定组织工作的特点，来使组织工作中国化。”[2] (P584)“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方法是国际性的，但我们是在中国做组织工作，一定要严格估计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族习惯、道德的特点，正确认识这些特点，再来决定我们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工作方法。我们要的是国际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我们要使组织工作中国化，否则我们就不是中国的共产党员。”[2] (P225-226)他指出：“将外国党的决定搬到中国来用，是一定要碰钉子的。所以不仅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而且要在民族环境中来实现这些原则。”“所以我们要有原则性，还要有具体性，要根据各地的情况实现我们的原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反对千篇一律。”[2] (P226)在谈到宣传教育工作时，张闻天也明确提出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说：“宣传马列主义，提高全国的理论水平。特别要注意以马列主义的革命精神与革命方法，去教育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并以此去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各方面。要认真的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它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所接受。”[3] (P622)在关于党校的教育方针中，他提出的第一条就是：“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特别着重于马列主义的革命精神与方法的教育，着重于拿实际问题说明马列主义的原则。”[3] (P62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全体成员所接受。1938年11月6日通过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第五部分“自卫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中明确提出：“必须加紧认真地提高全党理论的水平，自上而下一致地努力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学会灵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3] (P702)正是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根本原则指导，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才能不断创新中国革命的理论并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一步一步走向胜利。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这一原则也受到过苏联的指责。在苏联人帮助修订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出于尊重斯大林和苏共考虑，特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成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甚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直接删去。[4] (P429-430)提法进行了改变，并不意味着原则的改变。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学术界和理论界又逐步使用起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而且越来越广泛。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共中央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国务院学位办也于2005年正式批准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同时下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5个二级学科，由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就被规范化、制度化(法定化)了。

　　从时间上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概念比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使用的时间要晚一些。就现有的文献资料显示来看，最早使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概念是1942年。当然，这一概念经历一个由“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到“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再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等演变过程。1942年年7月1日，朱德在《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一文中，首次提出并使用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这一概念。他说：“今天我们党已经积累下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确的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5] 翌年11月10日，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中，又提出并使用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这一概念。他说：“我党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6] 此后，1944年2月17日，彭真在关于中央党校第一部作整风学习与审查干部的总结中，在讲到整风运动的实质时，也提出了“毛主席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思想”这一概念。[7] (P100-101)

　　明确提出并使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是在中共七大的重要文献中。1945年5月，刘少奇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完全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而在最坚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党”；“中国共产党产生以来，产生了、发展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这个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8] (PP314-315)

　　这之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概念使用的并不广泛。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江泽民多次使用“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概念，致使这一概念又被逐步广泛使用起来。但人们还是习惯使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和使用，从时间上看，确实先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概念有机相连并同时使用的，最早是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他说：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的科学还不发达等条件，“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而正是毛泽东，“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他说：毛泽东思想就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8] (PP314-315)而且在报告中频繁地同时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概念。这个报告，充分表明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已达到一个新水准，刘少奇的这篇报告也因此而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声名卓著的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