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走自己的路”，是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就如何认识和实践“走自己的路”，围绕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性，社会主义模式的特殊性，社会主义实践的长期性，社会主义事业的人民性，进行了多层面的理论阐述和实践探索，为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思维与视野。

　　关 键 词：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道路；探索

　　作者简介：孙音音，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7）12-0010-03

　　中国共产党人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始于毛，成于邓”，贯穿期间的核心精神，就是“走自己的路”，邓小平称之为“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 回顾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围绕“走自己的路”的理论与实践，理论的真知灼见和实践的鲜活生动交相辉映，从中展现出极其鲜明的思维特征。

　　一、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性诠释

　　唯物史观所理解的世界是处于不断矛盾变化和动态进步中的，因此，发展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涵盖了时间发展、事物发展、社会发展，揭示了宇宙间永恒的真谛，同时，也自然将理论的发展定为题中之意。因为，随着时间、事物和社会的不断变化和发展，人们的认识亦应随之变化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严密而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就其本性来说，又是一个开放性的体系，动态的体系，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从理论变为实践，从一国实践发展为多国实践，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性最好的说明。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把自己的学说视为可包治百病、到处搬用的灵丹妙药，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能为人类继续认识真理开辟道路、指引方向，但不会穷尽真理。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德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 此后恩格斯更是明确地告诫人们：“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且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3] 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

　　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性的深刻理解，反教条主义成为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显著特点，不仅带领中国共产党人走出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成功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且还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历来反对照搬照抄，他曾经严厉批评我们一些同志“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4] 强调应深刻了解实际运动，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以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5] 因为“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6]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战略思想，号召全党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性决定了各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自主性和动态性，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邓小平在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进一步强调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紧迫性，强调不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7] 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同时，邓小平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品质，结合我国建国以来的历史教训，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倡导自主发展，但绝非自我封闭，首先，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强调各民族间取长补短，共享人类文明的成果，是每个国家发展的基本途径；其次，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特点出发，提出应大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和先进的科技成果。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人以解放思想的胆识，以求真务实的精神，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新的实践丰富了社会主义理论，诠释了科学社会主义在新时期的发展。

　　二、社会主义模式的特殊性认识

　　如何结合实际发展马克思主义？首先要解决的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认为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也即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因此，结合实际，就是结合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具体实际，研究各国革命和建设的特殊性，通过对特殊经验、特殊规律的研究，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列宁曾指出：“在人类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同样会表现出这种多样性。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8] 并通过关注东方国家，预言：“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9] 列宁这一思想，对于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列宁所说的“多样性”和“特色”，具体表现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0] 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基本内涵是：既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更是要有中国风格和中国特点，符合中国的国情。这一科学命题的提出虽然是在上世纪80年代，但毛泽东五、六十年代的探索已然确定了这一方向，尤其在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和判断上，初步在党内达成“走自己的路”的共识。作为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有其自身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迅速提高工业产值产量为主要目标，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要途径，以紧缩人民消费为主要代价，以高度集权制为主要手段，等等，这些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毛泽东认为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应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而不能盲目学苏联，“各国应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11]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在党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出了一些难能可贵的设想：如根据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提出了按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思想；针对我国幅员辽阔、工业布局极不合理的情形，提出了平衡工业布局，处理好沿海发展和内地发展的关系的思想；针对学习前苏联高度集权模式在建国初期统得过死的弊端，提出了发挥地方积极性和扩大企业自主权思想；针对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出现的“一刀切”的问题和私营工商业的作用，提出了改变苏联单一公有制形式的所有制结构的设想，等等。但是，由于经验的不足和党的指导思想的偏差，这一时期的有益探索未能在实践中继续，然而它也成为邓小平坚定而执著地带领全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与实践起点，使邓小平得以从更深的层面和更广的视角来探索中国特色。如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正确认识国情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形成了“三步走”现代化发展战略；正确认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以来基本矛盾的适应与不适应状况，提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理论；正确认识我国长期以来单一计划体制的弊端，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这些理论与成功的实践，印证了邓小平所说：“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12]“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不能照搬。”[13] 一句话，离开了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