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在当代中国被再次提出来，有其强烈的现实指向性与理论针对性，其直接的原因是为了回击五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主旨，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空间。从“对话”、“问题”和“方法论”三个维度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是立足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生活的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过程与“在场”状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解决“民生问题”，这一问题是我们检验一切马克思主义理论构造的最终原则与价值尺度。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空间；民生

　　作者简介：杨楹，华侨大学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

　　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指向性而言，其内涵性维度是要求应用生活唯物主义和生活辩证法的原则，迫使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着的、影响社会发展的诸多因素与矛盾全面地向我们敞开，并在此基础上对之进行深刻的诊断，把握各种矛盾与问题的源起、嬗变与分化，剖析各种问题的症候，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与最终落脚点。因为“问题却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P203)唯有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具有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开启与拓展意蕴。不可否认，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全面遭遇着由“资本逻辑”生成的价值逻辑与社会主义价值逻辑之间的强劲“对撞”，而中国社会固有的发展模式与路径选择、社会利益结构与社会价值观念体系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都必须敞开迎接这一“对撞”所带来的全面冲击。由此，“中国问题”就成为统领“一切问题”的关键与核心。在此境遇中，能否真正把握“中国问题”的实质与要害，也就成为能否推进中国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能否使中国发展与时代发展相一致的焦点性问题。

　　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可以集中表达为“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这一问题内在要求我们必须采取积极的理论与实践态势，继续深度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决不是某一个体、某一政党的主观动意，而是当代中国现实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建立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深刻而真切的理论诉求与价值诉求，因为它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生存权利和一个民族的存在方式，关系到人民的根本福祉。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与根据。当代中国，各种问题与矛盾交织并存，而问题的解决也并非能够“毕其功于一役”，因为问题的解决有赖于问题本身的展开和各种条件的创造。解决发展中的“中国问题”，只能坚持在“发展”中并通过“发展”来解决问题这一总的原则。提炼出这一思维精神与坚持这一思维特质，不仅在于在不断生成的现实中使“问题”本身明朗化、分化，而且在于使“问题”不再是简单而孤立地被加以剖析与冰释。这一思维原则本身就坚持与灵活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生成于实践辩证法的逻辑。这种直面“中国问题”、科学而客观地诊断“中国问题”、从“中国问题”出发、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归宿的思维原则，本质上即是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路线。事实上，在现实维度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解决问题中不断展示出其理论力量，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的张力，促使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态本身，已经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合法性与正当性作出了坚实的回答。现实在按照其内在逻辑不断自我否定与自我扬弃，问题本身也在不断地嬗变与生成。一句话，现实生活的开放性与未完成性特征，内在要求“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2](P3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再次被提出来，从其理论动机来看，主要是对当代中国若干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各种“纠缠”的思潮的积极回应。在言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语境或理论困境时，无须回避的一个事实是，我们曾经对马克思主义做简单化的解读，进而导致将马克思主义从中国实际存在的多元“理论场”中抽拔出来的孤立化与悬置，在客观上消解了马克思主义与别样文化思潮对话的管道与可能。我们以不加分析地贬斥、矮化、丑化、虚无化的方式，一句话，以边缘化西方各种思潮、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方式来“抬高”马克思主义的地位。这既未能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未能恰当评价西方思潮与中国传统文化；既未能充分显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也未能充分吸纳西方思潮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元素来服务于中国现实，最终导致马克思主义被悬空而西方思潮与中国本土文化被简单化处置的状况。更为严重的是，带来了人们将简单化、歪曲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后果，从而形成一种拒斥性的“集体无意识”，也造成了扭转这一状况依然任务艰巨的境遇。于此状态下，近年来又出现了另一种“反弹”，以不加分析地贬斥、矮化、丑化、虚无化、最终边缘化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达到片面地“抬高”西方思潮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动向。这是形而上学二元对峙思维方式在这一问题上的具体体现。由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便直接面临着一些不可避免的理论纠缠。

　　一是回应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合法性的质疑。如前所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当代中国现实社会生活中所展现出来的力量，已经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给予了充分的证明。然而，有人却无视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正当性与新的理论成果之于现实的积极功能，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无须再继续进行“化”了，其根据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否还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本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合法性的质疑。这一论调将一个具有深刻现实性的问题置换为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此论调遵循着“原教旨主义”的错误思维逻辑与运思范式，割断“马克思思想”→“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内在统一的价值立场与批判精神。其错误在于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个静态封闭的抽象观念论体系，另一方面又误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将之仅仅看作是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与提升。这实际上是先验主义和经验主义双重错误思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具体表征。质言之，此论调在价值论上根本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

　　二是回应新时期“国学复兴”甚至“还魂”的热潮。面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对话浪潮，民族文化再次深度觉醒，这本应是有利于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与实践的。然而，民族文化的自觉却转变成了一种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本土主义，可以简称为“国学复兴”热潮。这一思潮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深度开发和拓展民族的文化记忆和文化想象力为借口，排斥、拒绝马克思主义。这种思维方式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一种变种。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不能离开中国文化脉象，而且必然遭遇中国文化传统的叩问，也必须与中国文化进行深度的对话，只有这样，才能生成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样态来，也才能创造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来。但这决不仅仅是修辞学意义上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而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内在承载着、外在显现着中国文化所具有的思维方式、情感模式、文化心态以及集体无意识等；同时，还要使本民族的基本文化价值理念与文化精神，以及这种精神在现代性的历程中重新聚合那些还有价值的因素，实现一种民族文化的自我更新。由此，在我们的思维视域中呈现出的中国传统文化，只有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生活语境中，唯有以“中国问题”的解决为轴心、为原则、为尺度，才能鉴别其何为“精华”而何为“糟粕”，也才能真正实现民族传统文化既保持民族性、又体现时代性，从而与当代社会、现代文明相协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外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自我价值理念的对象化运动，而是与中国文化传统不断进行交融与渗透，从而探寻与建构出既适合中国社会发展与实践需要，又符合中国人认知习惯、思维定势以及文化心理，更能真切地解决“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新理论来，马克思主义才能在实践层面落根之同时，实现其文化样态的转换。这才是问题之关键与焦点。在这里，必须既坚定地摈弃那种简单指认马克思主义源起于西方、本是西方文化理念新转向的成果、只是西方现代性始端与勃兴时期的批判理论的观念，同时也要坚定地反对那种强调中国文化的本土优先性从而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二值化逻辑。因为这种观念和逻辑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幻想思维的必然结果，而当下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题中之义就是必须要解除该种思维方式所带来的认知误区。

　　三是回应“西马至上论”思潮。近年来，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态中，出现了“西马独尊”、“唯西马是马”、“西马至上”的强烈的理论动向。不可否认，“西马”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价值理念、批判精神与否定逻辑，确实也开启了一些独特的理论视角，创立了一系列独特的范畴，拓展了相应的理论视域与研究路径，对西方社会的病症作出了诊断并开出了疗治方案。但是，“西马”所诉求的是将马克思主义纯粹学术化，并使之渐次经院化。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决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西方社会的“问题”不能替代“中国问题”，而如果将“西马”简单嫁接与移植到中国，鄙视、抵制甚至替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无视“中国问题”的特殊历史语境，必然导致“西马”研究本身丧失现实依托，成为一种“隔岸观火”的镜像理论。由此，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西马至上”论不过是一种没有任何现实支撑力的思维倾向而已。因此，我们依然应该坚持“与其忙于传播别人的‘真理’，不如坐下来，认真面对与研究自己的问题”的立场与原则。

　　四是回应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学术化”诉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不是不要学术性，但“学术性”决不是将马克思主义精致化，更不是繁复的引证与累赘的注释。真正的学术性只能是具有最大的现实性的理论表达、理论反思与理论建构。学术性若离开了现实性，离开对现实问题的关注，那只能是语词游戏，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尤为如此。然而，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经院化、学院化，简称为学术的强烈诉求这样一种影响面极广的学术倾向。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应该说，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我们一直是在应用层面、在贯彻层面来联系马克思主义的，而真正从理论上去反思、去总结、去深度进行文本开发，深度进行理论精神探索，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精脉，不过是最近20、30年间的事情。也就是说，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文本研究是必要的，因为它既是“批判的武器”的进一步挖掘，也是“武器的批判”的前提，但它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事实上，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出现了脱离现实、脱离问题、无视问题、无视现实，把马克思主义学院化、经院化的倾向。此种所谓“退后一步”来“冷观”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意在仅仅对中国进行学术考量。这不仅表明具有此种理论倾向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缺乏直面现实的勇气，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此种理论倾向是与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完全背道而驰的。所谓学术诉求这一思潮遵循着理论的自足逻辑，背离了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原则，尤其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情”的理论旨归，因而本质上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这样的学术诉求，最终只能是把马克思主义拉回书斋，变成仅供“智者”私人把玩与欣赏的“尤物”。

　　五是回应“后现代思潮”的挑战。后现代思潮是以反思、批判现代性，矫正现代性方案中的过度偏向性为立场而出场的，以强调随机、偶然性、碎片、反对宏大叙事为其理论与思维的主要侧重点，以强调主体间性、思想与价值多元化为其基本论调。这一思潮的支点是后工业化时代西方社会历史与现实。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指向是针对现代性成长的中国，然而，“现代性”于我们的生活世界依然还处于生成的进程中，“资本逻辑”尚未充分彰显出对社会的价值改造功能，传统社会一些陈旧的价值原则与思维逻辑依然纠缠着我们，以潜规则的方式依然大行其道。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正如马克思当年在反思德国时所说的那样，“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3](P100)也就是说，我们利用“资本”、借助“市场”创造财富，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问题还不够充分、不够彻底。“后现代”思潮给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带来的冲击，只能导致历史的视觉错位和我们对自身的历史语境清醒判断的丧失。更为严重的是，后现代思潮消解“意识形态”的权威性与社会主导价值原则的一元性为其主导性观念，这与因历史与现实选择而形成的、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价值体系是冰火难聚的。从这一立场观之，尽管不可否认，“后现代”思潮探讨的问题，遵循的思维原则具有某些合理性因素，但是“后现代”各种思潮对当代中国更具破坏性。在价值立场上，我们必须鲜明地反对“后现代”非主体性的思维与颠覆性原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是“中国问题”，中国问题的解决只能是建构与中国现实相切合的理论，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展开的论域始终是围绕着价值主体的利益而展开的，这也与“后现代”思潮决非可以同日而语的。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于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中再次被提出来，具有直接的现实指向性与理论指向性。其根本的宗旨与价值在于解决人民的利益问题，回击各种思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提出的挑战，从而展示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与现实改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