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道路”体现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本质上是现代世界体系运行至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中国道路”的主题是近代以来人类文明的基本脉络——现代化，而其成功却在于努力处理好与世界体系的关系：充分肯定与彰显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对当代中国的意义，选择并确立有利于“更快、更好”实现现代化的价值原则与各项制度，积极融入世界体系并努力成为建设和改革的重要力量。同时，“中国道路”在实践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也从物质能力、思想观念以及制度体制等方面，为世界体系的运行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关 键 词：中国道路；世界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作者简介：韦定广，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D6；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06-0012-08

　　近年来，有关中国发展及其世界影响的讨论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其前提自然是对中国最近几十年建设成就的肯定，但在如何概括方面却有较大分歧，特别是存在着“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的争论。笔者曾多次在国内的一些研讨会发言中指出过：应少提或慎提“中国模式”，而需要更深入地研究“中国道路”。因为不管怎样概括，“模式”总是倾向于制度层面的具体表述，都带有相对静止、单一、平面等特点；并且，既在事实上有是否真正存在的疑问①，同时若强调过分，也容易在实践中导致制度或体制的固化甚至僵化现象。“道路”则不然。首先，它强调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宏观分析，因而“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性和包容性”②；其次，对“道路”的研究与概括，除了客观描述其发展态势或过程，一般还涉及发展特征及特征背后的深层社会结构变化和由此所引起的文明变迁，等等。因此，加强对“中国道路”的思考和总结，不但能帮助我们更为恰当地分析中国以往的发展经验、发展本质，而且有利于新形势下理论和实践的新发展。

　　对“中国道路”的分析和研究，目前无论主流意识形态还是学术界，都偏重于国内视角。其实所谓“中国道路”，一方面是针对自身发展内容与特点而提出的；但另一方面同时不容忽视的是，这又是从世界看中国的结果。现代世界运行和发展的特点之一，是越来越具有体系性质；相当程度上，中国现代意义的发展要求既是世界体系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而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又必然会对后者运行甚至其性质发生重大影响。

　　一

　　“中国道路”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概念：第一，如果各民族仍处于孤立状态，无所谓“中国道路”问题；第二，“道路”本身既具有世界性或普遍性内容，又会在各方面拥有丰富的特殊性或国别性内容。既然“中国道路”实际上是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那么，其共性或普遍性内容是什么？而个性或特殊性又包括哪些方面？所有这些又是如何逐步形成与确立的？要将诸如此类问题解释得比较清楚，就必须与世界体系相联系。

　　如果将“体系”理解为国家或民族之间联系与互动达到一定程度后所产生的状态，大致可以认为，以“世界”为单位的体系性关系，是伴随西欧现代性的不断成长以及现代化运动的发展而产生的。在此之前，大体只存在区域体系(例如国际关系学经常强调的古代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指出过：西欧资本主义工业化兴起后，“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③。“从属”，是当时正处于形成中的现代世界体系的重要特征；而中国作为“东方”主要国家之一，也正是从马克思写作《共产党宣言》开始，因“西方”资产阶级民族的侵略而最终被强行纳入世界体系范畴。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之所以在世界体系中只能处于“从属”地位，其根本原因是没有能够在工业化、现代化方面先行一步。一步落后，步步落后。中国很快就由军事上的失败，转变为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控制或压迫、文化上被“殖民”。对于这方面的原因与后果，早在19世纪后期，中国有识之士即已达成共识，“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就是当时对中国必须拥有工业化、现代化的既形象又触及事物本质的概括。所以，“中国道路”就其普遍性或共性而言，与现代世界发展潮流相一致，也就是一个工业化、现代化问题。

　　“中国道路”的普遍性或共性内涵是由世界体系赋予的。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国内有学者将其形成时间起点推至19世纪后期。然而，决定“中国道路”是否真正形成的决定性要素却在其特殊性或个性的方面，即“道路”之“中国特色”问题。因为“中国道路”的实质是如何才能够更快、更好地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这在中国，却是一个十分不容易获得的效果。

　　从世界体系角度审视，近代中国作为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后来者”，与西方列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明落差”，并进而陷于现代文明发展困境；而能否有效突破外部制约的关键，在于能否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回顾历史，自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百余年时间，曾经有过三条不同的现代化道路：首先是洋务派以及康有为、梁启超们，试图在封建制度框架内学习、引进现代文明；其次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企图在中国实行法国或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最后是中国共产党人“以俄为师”，全面引进“苏联模式”，目的是想“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④。客观地分析，这三条道路都曾经对中国的现代化有所贡献。特别是第三条道路即“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短短十几年间，不但有效维护了国家的和平与领土完整，使中华民族经历鸦片战争后近百年的屈辱与伤痛后，在国际上重新获得了尊重与尊严，而且迅速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但是，这三条道路最后又都面临着困境与危机。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涉及到如何处理与现代世界体系的关系问题。

　　如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分析，现代世界体系是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毫无疑问，它不但与封建主义在基本制度及意识形态层面相抵触，而且天生带有剥削、压迫落后国家的特性。世界历史反复证明，在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体系全面扩张的背景下，非西方民族的发展进步既受阻于内部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相结合所造成的腐朽统治，又必然严重受制于国外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的顽固钳制与压迫。面对险峻、严酷的“体系”环境，“道路”选择过程中政治领导集团的确认就显得尤为重要，即能否产生一个强大的，既能够明确与内外反动势力划清界限，同时又有进步的发展理念、发展指导思想武装的政党。而这一点，正是中国共产党及其第三条道路在20世纪中叶能够获得成功的主要缘由。一方面由基本政治立场与原则所决定，中国共产党能够将阶级利益的实现自觉融会于民族利益；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作为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不但具有巩固国家统一与凝聚民族力量的政治文化功能，而且因其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的独特性，又可使中国能够有效避免成为西方大国的“附庸”(邓小平语)。

　　然而，历史选择了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中国就可以按照“老祖宗”的设想来建设社会主义；尤其并不意味着能够按照“经典社会主义”的方法或途径来实现工业化、现代化。道理很简单：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以现代文明的生成与发展为前提的，因而本质上属于后现代化阶段；同时在更深刻含义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又是以和资本主义集团的敌对、抗争为特征的。如果坚持其立场、观点，在实践中不但要与现代世界体系划清界限，而且还要努力充当这一体系的造反者、革命者角色。这就决定了当代中国完全照抄照搬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虽然能够摆脱“依附”而获得主权独立、避免分裂，并赢得国家统一，但最终必然导致发展进步陷于举步维艰、进退两难境地。

　　总结经验教训，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是直接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具体制度模式，而是指引前进的目标与方向；不是可以照搬照套的思想教条，而是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解决中国发展进步问题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⑤。依据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最基本原则，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使中国发展摆脱新的“困境”，自觉地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⑥的实践主张。

　　回顾历史，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当时的中国虽然建成了第一批现代工业以及开始了现代教育的尝试，然而，无论与18世纪后期的英国还是1900年前后正处于崛起中的日本相比较，都无不使倡导者汗颜。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工业出现过较好的发展势头，但后来在外国资本和国内官僚资本的双重打压下，再加上战争的不断摧残，几乎陷于绝境。1949年，中国无论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主要工业品的人均产量，还是社会发展指标，都远低于同属于发展中大国并有着大体相似经历的印度。按照沃勒斯坦的“中心—边缘”学说，1949年的中国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无疑处于最为边缘的地位。新中国由此起步，在“道路”方面“学习苏联老大哥”，提出的发展目标却是“赶英超美”。然而折腾了几十年，最后却如执政党自己所总结的那样，“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在痛定思痛、决心“走自己的路”，并且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道路”之后，才真正迎来了中国发展进步的辉煌时期。因此，尽管中国人民对发展道路的探索由来已久，并且可以将长达一百几十年的历程划分为不同阶段⑦，但从实践效果及其发展成就等方面衡量，“中国道路”的真正确立与形成应该是以此为标志。在此之前，或者是仿效英国、日本，走一条君主立宪的道路；或者试图步法、美资本主义后尘；而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又始终没有超越“苏联模式”的基本框架。在这过程中，尽管不同阶级、党派或政治集团都曾努力在对不同“道路”的模仿中试图注入“中国”内涵，但就其基本风格、基本精神而言，仍然是非中国的。因此，我们固然不能也不应该否认先驱者们对于“中国道路”的贡献；但是，这漫长的一个世纪实在只能算作是“中国道路”的“前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