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反思和总结近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必须要进一步科学解答其中的若干重大关系问题，这就是：既要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又要反对脱离全球语境的狭隘的“中国视域”；不仅需要聚焦“中国问题”，更需要“中国立场”、创造“中国形态”；不仅需要与中国革命、建设、发展的实践相结合，更需要经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媒介；不仅需要中国化，更需要区域化；不仅需要精英化的概念体系，也需要将其变成大众喜闻乐见、容易理解的形式；不仅需要继承其革命主题的经验，更需要向建设与发展的主题转换。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若干重大关系；反思

　　作者简介：任平，苏州科技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专家。

　　自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大规模传入马克思主义至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已近百年。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深度融入中国实践与优秀文化，造就了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丰功伟业，使中国社会发生了举世罕见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同时也相应产生了全球瞩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辉煌思想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系统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史，深度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框架和模式，我认为需要进一步科学分析有关的若干重大关系问题，并进一步加以科学解答。

　　一、“全球语境”与“中国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场视域

　　“全球语境”与“中国视域”之所以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的一个重大关系，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始终会碰到以下一些问题：基于国外实践经验而传入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或者说，什么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来源？什么是其发展动力？当传入的马克思主义某些结论与中国实际之间发生矛盾时，什么是判定真理的标准？如此等等。对这一系列尖锐问题的解答，就必然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解释学路线：其一是“以文本为中心”教条主义的文本解释学。按照这一思路，文本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来源和剪裁中国实际的唯一标准；文本解读是获得真理的主要路径；掌握文本的人是真理的主要代表。其二是以“改变世界”的实践(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实践解释学或出场学。按照这一思路，只有中国的实践才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真正源泉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是获得真理的主要路径；广大的中国革命实践者是解读文本和掌握真理的主体。毛泽东在70年前发表的《实践论》在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坚持第二条即实践解释学的路线，反对第一条即“本本主义”的文本解释学路线。

　　在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场路径这一原则基础上，《实践论》科学解答了两个关系问题：其一，来自国外的原初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关系；其二，国外的实践与中国的实践的关系。《实践论》强调“还原法”，就是将普适性文本意义、普遍化的理论还原到它赖以产生的历史语境、出场路径，因而将所有理论形态、结论和观点都还原为出场形态。语境就是历史实践，理论不过是某一历史、民族实践的理论表现。因此，当它需要跨历史、跨民族地传播和应用时，就不能直接地变成普适性的，而是需要通过本土民族实践的再检验。《实践论》凸显了马克思关于“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哲学革命的思想，将实践直接作为一切认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基础。

　　《实践论》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场路径。究竟是原初理论的简单传播论、移植论、结合论，还是必须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的重新理解、解释和重新创造，重新出场？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观。《实践论》批判了一切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不是原初理论结论的“现成在手”，照搬、传播和移植，而是“重新上手”、重新出场和重新创造。一切脱离实际、脱离实践、脱离群众的本本主义解释学学风，文风不正，误导实践和群众，应当加以摈弃；一切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和原则都必须在中国实践中重新加以检验，加以修正和发展，就是说，要根据中国实践重新出场。

　　《实践论》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条件。作者中心论还是读者中心论？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解释学。如果是作者中心论，或者是文本中心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然是原初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全盘照搬和简单传播，那么，接近作者或文本的“赫尔墨斯”就获得了比亲身实践者同时也是理解主体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真理性。不破除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迷信，那么，中国实践者，特别是作为中国实践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就永远不能成为自主理论创新的主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永远因为缺乏主体而停步不前。要走中国化自己的道路，就必须反对“理解的自我遗忘”，坚持理论来源于自主实践和自主创造。

　　《实践论》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基础和根本动力。只有中国的实际、中国革命的实践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根本动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中国化实践的理论表现和出场形态：其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只能来源于中国实践，是针对中国问题的中国解答。《实践论》强调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性，它一点也离不开实践，这就从根本上切断了一切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话语根源，从而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造指明了正确的来源。鲜明的“问题中心”和“问答逻辑”决定了：昨天的中国问题是昨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来源，今天的中国问题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来源。其二，中国实践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发展的主要动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来源于中国实践，同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依然靠中国当代实践推动。中国实践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也是充满问题和不断探索的过程，没有现成答案、没有现成模式已经成为中国化的一个常规。从革命到建设、从改革到发展，中国化是与时俱进地转换的产物。不能将任何阶段性的理论形态僵化，因为它们都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针对特定历史问题、在独特出场路径中的出场形态。因此，任何创新的中国化创新成果都有可能重新被僵化和教条化，只有在继续创新的实践中才能保持创新活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伟大工程，展现为一个“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历史过程。任何阶段性的中国化思想成果都是这一历史之路上的伟大“路标”，不过是那一阶段上“认识与实践、理论与实际历史的具体的统一”的出场形态，而不是封闭未来发展道路的障碍物。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进入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经验”需要上升为中国理论，需要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其三，中国化实践是检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当年马克思特别反对将他的“仅限于西欧”的历史观结论变成超然于世界的“一般历史哲学”。“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需要基于一定的民族实践，因而都具有产生真理的民族实践边界条件的限定。西欧的马克思主义结论在俄国的传播必须受到俄国革命实践的检验，俄国革命“一声炮响”送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必须接受中国实践的检验。马克思主义必须接受差异性的民族和国家的实践的检验，通过检验而重新证明真理和发展真理。其四，中国化实践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每一个飞跃、每一个重大理论成果，都曾经指导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实践，从而保证其胜利。我们的理论、学术、观点能否最终去指导实践解决中国问题，推动中国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这是理论的目的。一切真正推动中国发展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都是正确的理论；一切符合中国国情、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都是正确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重大问题是：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实践解释学路线，是否排斥对中国以外的全球问题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的确，狭隘的经验主义就是这样认为的：既然中国国情不同于国外，中国问题不同于西方，那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只需要对中国实践、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的反思与总结。他们把对全球问题的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探索称之为“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而将之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截然区别开来。这至少是一种脱离全球语境的狭隘的“中国视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另一种误解。

　　究其原因，是因为分析中国的实际需要一个全球维度。对中国的实际、特殊国情首先需要在“世界”和“中国”的贯通上去加以分析。就矛盾特殊性而言，造成中国国情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性的主要原因是“资本全球化世界”与“中国”关联作用的结果。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特殊社会性质的在场前提是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是造成一个时代矛盾普遍性的根本原因。我们不能脱离资本全球化这一矛盾普遍性根源去认识和把握中国国情这一矛盾特殊性。正是资本全球化造成了中国社会实际的特殊性质，不了解资本全球化的本质，就不可能了解中国国情。反过来，认识矛盾普遍性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准确指导中国的实践。思想对实际的分析不能仅仅停留在矛盾普遍性上，而还要以矛盾普遍性、共性为指导去重点深入地了解矛盾的特殊性和个性。

　　其次，资本全球化造就了世界的两极化，从而也造就了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截然不同的出场语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就是从资本全球化造就的空间差异的实际出发，当然离不开对资本全球化总体状况的认识。只有对资本全球化总体状况和结构的深刻认识，才能更准确地理解本国的“置身性”地位和特点，更好地从实际出发，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尽管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语境差异造成了问题的差异和出场形态的差异，但是，东西方马克思主义针对的是同一个资本全球化的不同方面而已。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必须联手，相互了解和相互支持。

　　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决不是“原初马克思主义文本”在中国的简单“传播”或“跨国平移”的结果，而是从中国本土实践出发加以重新理解、重新创造即重新出场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决不仅仅是撇开对全球问题、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单纯“中国视域”的产物，而是对全球语境中的中国问题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