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经济结构呈现多层次性的情况下，资本、市场等新元素成为现实社会主义的普遍构成，这与经典作家所谓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有明显矛盾。经典社会主义对这一矛盾的阐释，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的结构性方面。这显然已不能胜任理论阐释的紧迫任务，说服力也很有限。而利用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将社会主义解构并重建功能性的社会主义，可以为诸多经典意义上的非社会主义因素在现实社会主义的框架内找到立足点。马克思的“真实共同体”是实现人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载体，是社会主义的功能性指向。确立这一功能性指向就找到了各种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元概念”和内在一致性。

　　关 键 词：社会主义；结构性；功能性

　　作者简介：谢忠文，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李倩，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6-0062-04

　　作为一种制度形态的社会主义已走过近90年，但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仍莫衷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也有不同的叙述。随着实践的推进，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又有不同的叙述。这一现象不仅是执政者争取意识形态主导权的结果，更重要的在于解读社会主义的视角多元化，各种争论不在一个理论剖面上进行，缺乏对“元”问题的把握。因此，考察经典社会主义的定义，依据共同的观察视角，并抽象出各种定义的内在一致性，对确立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至关重要。

　　一、经典社会主义的定义

　　1.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定义

　　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定义主要是从生产的组织方式方面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有深刻的矛盾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是整个社会生产的无计划性与个别生产厂商的有计划性之间的矛盾，而取而代之的社会主义经济则是“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①。这实际上是说，未来的社会主义在生产的组织方面是计划化的。

　　其次，经典作家还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进行定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是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代替私有，“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②，“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其含义还包括，当国家作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力量的职能完成以后，国家的“行动”就完成了，国家就“自行消亡”，从而使得“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③

　　最后，从阶级状况的角度对社会主义进行定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作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作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的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构想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体系，而是研究必然产生着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全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④社会主义的产生是现代社会两大对立阶级矛盾斗争的产物。未来的社会主义是消除这种阶级对立的产物。因为“任何相互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⑤，消除了这种斗争的经济关系的社会主义社会必然就是和谐的社会。

　　从这三个方面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显然比较强调未来社会的结构形式，而对这种形式产生的功能并未直接提及，其直接后果就是经济结构与社会主义的那些终极目标越来越背离。“按照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经济结构(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性质)的基本定义来衡量，那么这些国家(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其现存的上层建筑却同公认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相矛盾冲突。……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和消灭由资本家所构成的阶级并不是建设具有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些特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充分条件。”⑥因此，经济结构的社会主义并不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而与此相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则更多地关注了社会主义的功能。

　　2.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

　　列宁对社会主义的定义随着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逐渐深入。十月革命前，列宁基本上沿袭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社会主义的定义：社会主义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和按劳分配。十月革命后，他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是“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总和=社会主义”。1920年，列宁又根据新时代、新实践概括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新公式：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全国电气化。很显然，列宁的社会主义是根据时代变化的特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进行某种解构性的创新后得出的结论，以功能性为标准，将社会主义解构成不同要素。虽然概念有几次变化，但解构的过程从方法论上说还是功能主义的，其观察问题的视角也仍然是功能主义的。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不是某种教条式的“所有制结构”或者“某个抽象的价值目标”，而是建立在某种实实在在的结构之上的、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标的制度安排。这里面既包含有结构的因素，也包含功能的因素。

　　3.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也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⑦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两条根本原则：一是公有制占主体，二是共同富裕。到90年代初期，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⑧“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⑨应该说，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实质上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认识过程，但贯穿整个认识的主要逻辑线索是功能视角的，即将关注点放在了社会主义究竟要达到何种功能，社会主义的目的究竟在什么上面。但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即使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定义的最后阶段也没有达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目标指向。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根据《哥达纲领批判》以及列宁关于社会主义两个阶段的论述，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实现人的共同富裕，其生产力还没有达到足以消灭劳动异化并充分实现社会所有制的程度，因此不可能达到由消除劳动异化和实现社会所有制等要素组成的“自由人联合体”的阶段。第二，人的认识是根据每个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如果我们将社会主义的目标定得过高，不仅会造成社会生产的大跃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会产生目标高不可攀的懈怠感，打击建设的自信心。第三，每个社会形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有自己的发展目标。在现阶段生产力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发展经济的合理性当然处于首要地位。

　　这些经典定义在历史上的某一阶段曾经有其合理性，但定义之间的有机联系和逻辑上的内在一致性并没有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学界不少人要么用某一定义诠释另一定义，要么用某一定义否定另一定义。争论各方几乎都用自己的分析框架对其使用的概念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甚至固守旧的分析框架。最终的结果就导致了理论阐释和现实之间的重要差距，导致理论落后并受到时代的挑战。

　　在笔者看来，要解决这个矛盾，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转换视角，更新解释框架；二是论述经典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在某种终极目标上是统一的，这就从理论的最高位阶上把握了“两种”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两个方面从内部和外部两个维度解决了这个矛盾。前者我们采用了功能主义的解释框架，后者则用马克思的“真实共同体”的概念来统摄“两种”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