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主要谈谈个人近四年来在做国外马克思主义当代问题梳理时形成的一些基本看法。

　　冷战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虽遭遇打击、进入低潮,但还是顽强地生存下来。应当怎样看待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当下发展?我的总体判断是:看似繁荣,实则发展乏力,且存在持续边缘化的风险。繁荣是就作品数量而言,发展则是指新的理论范式、理论流派、学术观点的出现及产生的实质性影响。新世纪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成果产出保持了较高水平,但既没有生长出新的理论,也没有涌现出新的更加年轻的理论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潮在西方学院体系中的显示度和重要性不断弱化。据此基本可以判断,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正处于下行道,其繁荣的实质不过是下行过程中的惯性延续。对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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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看待当下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演变的背景?马克思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产生于时代的需要。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是如此。要对当下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一个清楚、完整的认识,就必须打破既定的认知模式,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新变化和当代发展中重新对其加以理解。

　　首先,最明确的一点就是生产方式的转型所带来的影响,后福特制取代福特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新的生产方式,带动了资本主义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和阶级结构的重大变化。后福特制以差异化、精致化为基本特征,强调智力因素和创造力的核心地位,培植出了不可取代的产业优势和技术优势,占据了全球价值链中的中高端生产环节。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革新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的繁荣。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社会的产业结构和阶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改变。中高端产业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相反,那些下行产业就更多地被转移到了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布局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阶级分布的改变,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的数量和比例不断被降低,“中间阶级”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这就在最根本的层面削弱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阶级基础。

　　其次,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有效地实现了空间转移。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效应有目共睹,其在本质上进一步巩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霸权地位。在这个过程中,以欧美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的资本掠夺和剥削,同时将低端产业、生态危机等一并转移到了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庞大资本帝国的巩固客观上缓解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社会问题、弱化了冲突和矛盾,使得社会总体趋于稳定。更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则因此遭受了更为严重的经济和生态双重危机。

　　再次,福利国家和民主贿选使得民众逐渐被同化。众所周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从摇篮到坟墓”的一套福利体系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基本矛盾,基本缓和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长期对抗。简单来说,就是工人阶级不再处于马克思所批判的赤裸裸的剥削和压迫中,他们同样能够享受由资本主义提供的“美好生活”。这样一来,民众的反抗就日益转化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同。另外一点是,作为西方社会民主的基本形式,“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实质上还是金钱民主和寡头政治的具体表现形式。政策贿选使得民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不同派别政党的政治游戏中,最终实现的是资产阶级和特权阶层的利益,以及对底层民众的分化与同化。

　　最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迷惑形成了民众中的虚假认同。阿尔都塞写过《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在20多年前的讨论中就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为什么要提阿尔都塞?我想,如果回到马克思那里,在马克思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确实是存在并发挥作用的,但意识形态的真正发展是在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它变得无孔不入。我们已经看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经历了一次显著的新自由主义转向,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统治再次嵌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已走向终结的判断更是占据了西方资本主义话语体系的主流位置。欧美底层民众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都被这样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同化,即使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底层民众还是选择站在右翼思想和资产阶级一边,这种虚假认同的持续、稳定存在也就揭示出残酷的事实:马克思主义和左派理论的群众基础遭到空前程度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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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格局和状况的判断,我的基本观点是比较悲观的。在今天,我们似乎看到了西方左派一个较为繁荣的景象,但这种现象本质上还是近年来惯性下降的一个反弹,在众声喧哗和热闹景象的背后,我认为其走上的还是一条衰退道路。这种衰退的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个是政党组织涣散,队伍日益萎缩,理论创新乏力。这个问题很清楚,冷战之后,共产主义政党和左派政党总体上来说处于一个全面溃败的势态中。规模上,到2018年,美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仅有5000多人,西欧地区的21个共产党组织中,党员总数也不足100万人。同时,党员呈现出了平均年龄老化的明显趋势。政党内部更是派系纷争不断。从这些表象来看,实际上不论是左派理论也好,共产主义理论也好,都失去了一个重要的代际传承与转化,也就呈现出了理论创新乏力的颓势。这进一步导致了在影响力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政党甚至整个左派政党日益被边缘化,群众基础也更为薄弱,也就无力回应现实困境,通过理论创新把握世界格局。

　　第二个是学术流派的鱼龙混杂,政治立场日益碎片化,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在我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身不是坏事,当多种声音出现的时候往往意味着一个过渡的开始而不是结束,那么在这里我们要弄清的是,这个过程到底是产生了伟大的思想还是仅仅是涣散的表现?从国外马克思主义近年来的发展看,我想更多的可能是后者。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趋于稳定,社会主义革命前景渺茫,国外马克思主义阵营乃至整个左派阵营实际上都陷入了一次大规模的分裂。具体表现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政治立场的碎片化,并形成了各自为营的多元化格局。

　　第三个是理论地位日益弱化,学术队伍日益老化,发展空间日益受限。20世纪5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异军突起,在西方学院体系中逐渐占据重要位置。很多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在西方一流大学中拥有教职,并在文化界、新闻传媒界拥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今天,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基本从西方一流大学中销声匿迹,极少数依旧拥有教职的也都临近退休。期刊杂志是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发挥作用的重要阵地。如今,在被西方学院体系认可的5000多种人文社会科学杂志(SSCI和A&HCI来源期刊)中,具有明确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定位的不超过10种。这已经很有力地说明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整个西方学院体制中已经日益趋于边缘化这个不争的事实。

　　第四个是话语体系日益私人化,越来越脱离底层群众,实践效果日益势微。就拿当下的理论发展来说,国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的回应似乎往往要比它的诞生地大得多。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西方社会的左翼政党、社会运动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下还是在底层民众中形成了较大影响的。但是,到了80、90年代,随着左派政党整体性的衰退,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日益学院化,成为一种小圈子内的自娱自乐,逐渐脱离底层人民及其抗争。2016年特朗普的上台表明,当资本主义体系出现危机时,底层人民不仅没有选择马克思主义、左派思想,反倒是再次站到资本主义的一边。这种选择当然是错误的,但它也昭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面临真正的信仰危机。是否能够争取到群众的认同进而转为物质力量,是判断马克思主义理论价值大小的实质标准。当代左派话语不断更新,但是他们对民众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这是真正要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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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后我要谈的是,在十月革命100年后的今天,面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持续低迷,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怎么办?

　　首先,我们应当确立坚定的理论信心。如今我们党、高校再去谈国外马克思主义必须要有理论自信,并且敢于亮剑。从国内外这么多年的现实情况来看,活生生的现实本身比理论更能教育人民,更能教育群众。以高校当中学生对国外思潮的认同度为例,随着中国本身发展,高校中95后的大学生对国外思潮、国外经验,包括自由主义的看法和过去完全不一样。我们没有必要像30年前对待洪水猛兽的态度那样对待国外马克思主义,当下它更像是一种有利于提高我们免疫能力的东西,因此我们要怀有高度开放的态度,在保持信心的前提下引进、译介国外研究成果。

　　其次,我们应当与时俱进地开辟研究的新局面。毫无疑问,我们需要继续关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但怎样研究?是不是还像过去那样研究?答案是否定的。世易时移,中国变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也变了。我们必须与时俱进,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与责任,开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局面。

　　第一,我们要自信应变,建构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平等对话关系。辉煌的思想只能为造就自己的那个时代提供某种思想证明,却不能为之后思想的发展及其价值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支撑。我们曾经是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追赶者,但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40年的现代化建设,我们在历史方位上已经成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并跑者”、同时代人。“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过去,我们作为“学徒”需要“学着说”、“照着说”、“跟着说”。今天,我们必须走出“学徒”心态,自信地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对着说”、“反着说”、“接着说”。否则,我们就会迷失方向,丧失判断力和鉴赏力,既认识不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更认识不了我们自己。

　　第二,我们要坚持以中国问题为导向,着力推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运用与创造性转化。“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我们学习、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说到底是为了认识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对不对、好不好,口说无凭,把它们放到中国语境中,看看它们能否有效分析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结论自然可以水落石出。同时,我们要有战斗的勇气,敢于挑战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偏见,尤其在如何理解、评价现实社会主义、中国道路等重大问题的偏见上,通过斗争消除这些偏见的消极影响。

　　第三,我们要从文本研究出发超越文本研究,回归马克思主义原理体系的当代建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70年,我们形成了重视文本研究的好传统,并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但同时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文本研究崇拜倾向。我们必须明白,过犹不及,我们的目标不是文本,而是其中的思想及其当代中国转化。我们必须从文本研究出发、适时超越文本研究,把通过文本研究得到的思想理论创造性地转化到马克思主义原理体系的当代建构中去。

　　再次,我们应当自觉承担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义务。“西方不亮,东方亮”。在欧美马克思主义发展遭遇困境之时,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话语权在等待一次新的转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界可能要承担更多历史使命。中国的发展道路独一无二,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看待和总结中国成果是一篇大有可为的文章。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支持国外马克思主义在国外的发展,这可以作为我们国际战略的一项策略。现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惨淡的,如果我们现在都不支持这些可以作为潜在同路人的左翼思潮,那么他们将很有可能会趋于消失。

　　最后,我想我们需要做的是积极与国外马克思主义进行合作与交流,借船出海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输出。我们国家十几年前就提出要文化走出去,要实现这一目的,途径是关键。我们不能自行其是地在一个相对封闭、业已成熟的资本主义文化场域中花费大量物资新建一个渠道进入,倒是可以通过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既有的渠道进入,通过与他们的交流实现我们的话语体系的输出和传播。

    （作者系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