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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在对话中的更新和发展:评雪莉·派克的理论整合之路
2014年06月11日 11:12 来源: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作者:牟春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理论整合;雪莉·派克;恩佐•帕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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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 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的深入交流与共同发展, 雪莉·派克主张我们应对这两种思想进行理论整合。在她看来, 整合工作不是对这二者进行比较或合并,也不是让二者相互论释, 而是开展那种保持其各自独立性的对话。派克不满于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 整体性的本体论预设, 也不满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根据自然科学或实证科学来理解马克思思想和使用科学性概念。跟随恩佐·帕齐提出的胡塞尔的马克思主义路线, 派克认为马克思和胡塞尔都在晚期发生了思想转向, 并采用了实质相似的“ 危机” 概念来定位其时代精神的症候。派克强调, 《资本论》与《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分别代表着马克思和胡塞尔成熟时期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的有效对话和整合必须以这二者的风熟思想为基础才有开展的可能。

  关 键 词: 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理论整合;雪莉·派克;恩佐•帕齐

  基金项目:本文受上海高校一流学科( B 类) 建设计划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 规划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牟春,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虽然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的对话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意义重大,但这一论题却经常遭到质疑和挑战。一方面,现象学的确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其作为社会公器的潜在有效性并没有完全展现出来。另一方面,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拒斥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一种简单的人道主义,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旨趣完全不相匹配。在雪莉·派克看来,这些批评和误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胡塞尔的现象学缺乏深刻理解和有效阐释,而她则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探究那些妨碍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有所发展的理论困难”。派克并不指望通过自己的探索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困难,她只是期望把我们带回到那些激发她写作的原始问题上去,思考整合胡塞尔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可能性。

  一、何谓“理论整合”

  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被“整合”?这种整合应在它们原有的观念传统之内进行,抑或它需要我们以其他方式重新表述两者?进而言之,我们如何理解一般意义上的“理论整合”?它要创造一种别样的理论,抑或它只是从事两种理论或多种理论的相互诊释工作?受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概念的启发,雪莉·派克把理论整合看作是两种观念框架交互作用的持续过程。理论整合使两种观念系统彼此启发,彼此调节,从而产生根本性的新问题,开启富有创见性的新视野。因此,理论整合不同于创造一种新的理论。理论整合虽然收纳多种观念体系于自身,却不任意修改它们。理论整合保持诸理论之间的辩证关联,旨在使它们在张力和对话中反思自身。派克提示说,正因如此,我们会揪住一个理论的任何一点难以融贯之处而指责这个理论,却可以容忍理论整合中的某些不相融贯之处。也因如此,我们能够恰当地谈论一种理论整合比另一种理论整合更有效、更成功。同时,在派克看来,理论整合也不同于理论间的相互解释。理论整合要经得起逻辑标准(逻辑融贯性程度)、知识论标准(是否能产生新知识)、本体论标准(先天原则是否相容)以及方法论标准(探究方法是否相容)的检验,而理论解释和理论的关系却是诊释学的关系,诊释只要和原本理论的某些特质保持一致即可。

  所以,派克希望从事的理论整合是一种特殊的理论建构方式,她思索的重心是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对话本身,其目的则是使这两种理论保持它们独特的生机和活力。那么派克的这种“整合意图”是否已被当代大多数现象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们接受和承认了呢?并非如此。比如意大利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比克尼(Paul Piccone)就不认为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可以实现“整合”。在比克尼看来,各种整合理论,特别是派克推崇的恩佐·帕齐(Enzo Paci)的整合理论,只不过是把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进行“机械地对照”,并不能使二者相容相通。对于这两种理论,比克尼提出的方案是:把马克思主义看作现象学的结果,而把现象学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不可分割的一个环节。对此,雪莉·派克回应说,比克尼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批评正是由于他误解了理论整合的内涵。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的整合当然不是把两个理论进行“机械地对照”,而是竭力展示两种理论中相互契合的要素,并对这些要素进行价值重估。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把哲学看作“对话”而不是构造统一体系,那么派克对待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的态度就比比克尼的理论构想更为合理和有益。因为对话只是各种理论彼此寻求理解和欣赏,而构造统一体系却要削弱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各自所面对的特殊问题,忽略其所产生的特殊情境。

  一旦我们踏上了派克的整合之路,我们就会发现整合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将推动这两种理论的更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受近代哲学主客两分的困扰,缺乏一种有效的意识结构理论。现象学的意向性模式恰能补此疏漏。因此,在现象学的帮助下,马克思主义将发展为一种包含目的论的理性选择理论。虽然胡塞尔对科学危机的揭示以及他对历史性问题的关注已经隐含了一种社会分析的雏形,但现象学仍缺乏具体的社会学分析,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述重点。因此,派克对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整合将有助于我们打破通常的理论惯性,避免理论固化对思想实践带来的损害。比如,人们通常以为胡塞尔关注的是意识的先验结构,马克思则以批判资本主义为己任,但只要从这种理论惯性中稍稍移步,我们就会发现,胡塞尔对欧洲科学的批评其实和马克思一样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危机的本源。

  然而,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胡塞尔的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理论整合呢?从哲学史的角度看,马克思不是黑格尔的继承者吗?黑格尔哲学不是进人马克思思想的绝佳切人点吗?雪莉·派克不是没有看到“转向黑格尔”对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然而,她想向我们表明的恰恰是: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在观念主义(idealism)传统内部进行的理论整合,它无力处理观念主义传统碰到的根本性难题。

  马克思和黑格尔碰到的很多哲学问题都与传统哲学特别是康德哲学的两分法有关,然而从胡塞尔现象学的角度来看,两分法所带来的这些问题乃是一些伪问题,正是它们阻碍了学院哲学的发展。

  二、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与其“整体性”预设

  胡塞尔和马克思都试图反对康德的主观观念论,但他们却是从不同的立场出发的。胡塞尔虽然肯定康德的主体性路线,认为他走在哲学思考的康庄大道上,但却反对康德的经验主义,认为康德的先天观念不够充分,对主体概念也缺乏认识和理解。在胡塞尔看来,康德虽然对科学和哲学的基础进行了严肃的思考,但他的分析仍处在自然态度之中。因此,通过批判康德,胡塞尔发展了自己的先验概念、悬隔的方法论以及物质先天理论。而马克思则是通过黑格尔间接遭遇康德的。他接过了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而拒绝了康德的静态认识论框架。在马克思看来,康德的认识论框架无法把握世界的物质性以及意识形态遮蔽真理的过程。因此,虽然马克思试图颠倒黑格尔哲学的整体构想,但正是黑格尔激发了他对世界进行更深人的思考。借助黑格尔的哲学视角,马克思审查了康德的认识论以及科学知识的地位。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状况的考察,马克思向我们揭示了社会组织和社会意识的深层动力,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奥秘。

  虽然胡塞尔的现象学和黑格尔哲学具有一个共同的诉求,即解决康德反思哲学带来的二元紧张,但他们却是以相当不同的方式进人康德的这一哲学困难的。黑格尔试图在历史逻辑内部消化反思哲学所导致的分裂,把历史逻辑看作自有其目的的循环过程;胡塞尔却拒绝这样一种历史演进方案,而主张确立作为第一哲学的现象学以超越传统哲学的二律背反。马克思对黑格尔可谓念兹在兹,但胡塞尔在其著作中却并没有过多提及黑格尔。对于这一现象,雪莉·派克主张我们不应把它视作胡塞尔在哲学史上的短视,而应去体会胡塞尔的真实意图—胡塞尔认为自己的思考和黑格尔哲学完全不是一路。黑格尔的现象学致力于从最高处鸟瞰人类经验,井对所有知识进行系统化整合。

  在经历了意识的各个阶段之后,心灵在自我运动中朝向“绝对精神”,并达到了知识和真理的整全。派克提示说,无论是诺曼(Richard Norman)还是考夫曼(Walter Kaufmann)都认为黑格尔有关理性精神发展的历史描述更接近神学而不是科学,“这是一种超人的理性,‘接近于某种天意”’。而胡塞尔拒绝的恰恰是黑格尔对“整全意识”的形而上学追求。胡塞尔无法接受把意识被转变为观念整体系统的黑格尔构想。因为如果是那样,我们就无法找到审查观念的方式,也无法揭示意识的产生过程,更无由对意识构造物给出任何科学的审视了。因此,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努力追求的“整体性(totality)”恰是胡塞尔从根本上要予以拒斥的东西。

  “整体性”是黑格尔哲学的重要概念,也是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在黑格尔那里,整体性与辩证法、绝对理念等概念不可分割,因为整体性是通过辩证法的运动而建立起来的。无论是社会现实还是观念现实,无论是历史还是思想,它们都是绝对理念或绝对精神辩证发展的结果,而绝对理念就是所有现实的整体或总合。所有知识都是片面的,对整体性的揭示只有等到历史终结之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修正了黑格尔的认识论以及他的整体性概念。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结构根本不是绝对理念的表达,而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因此对抽象和具体的整合也无须再借助整体性概念的帮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集中考察了商品、金钱和资本的性质,用生产方式取代了整体性概念,把辩证法规定为历史、社会生活以及思考的建构模式。马克思批评黑格尔把存在或精神这样的概念具体化并赋予它们以本体论的地位,因此作为精神大全的整体性概念也就被马克思消解掉了。尽管如此,整体性观念却依然是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所依持和信奉的核心观念。

  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卢卡契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从苏联僵化思想的栓桔中解放出来,恢复其原有的生机和活力。他攻击欧洲后革命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占统治地位的科学主义思想,认为这种思想的形而上学基础乃是实证主义的教条。于此,他主张返回到早

  期马克思和黑格尔那里去,借鉴黑格尔在其哲学体系中达到统一性和整体性的尝试。由于理性是一个自我运动的、无所不包的圆圈,因而绝对精神的整体性就不仅是一种纯粹沉思的状态,亦是历史发展的全过程。然而,和黑格尔一样,卢卡契面临着整体性和辩证法的矛盾。辩证法的不断运动暗示着新视野将不断涌现,因而对整体性的渴望也就永远无法达成。具体到政治实践领域这种矛盾就愈加明显了,正如派克所指出的,“如果具体的整体性无法用黑格尔的范畴来达成,那么假设的无产阶级意识的具体沉思也无法达成”。

  和卢卡契相似,萨特也把整体性概念看作是一个本体论层次的概念。为了摆脱黑格尔和卢卡契的静态整体,摆脱整体性和辩证法的固有矛盾,萨特倾向于使用“整体化(totalisation)”这个概念。萨特使用“整体化”意在强调存在的活力,即它一直处于辩证的过程之中。对此,雪莉·派克评论说,黑格尔的整体性概念经过萨特的修改变成了“鲜活的整体性(lived totality)”,它把具体的和观念化的整体性融于一身因而保持了马克思的原意。此外,它也打开了通向胡塞尔生活世界的门户。因为在胡塞尔看来,生活世界是最高的整体性范畴,它是所有经验的基础,也是所有人共同面对的“开放视界”。

  把黑格尔和马克思进行整合亦是科耶夫哲学的旨趣。虽然科耶夫拒斥马克思的唯物论范畴,却强调采纳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从黑格尔哲学中继承的那些要素。和一般人把黑格尔看作形而上学家不同,科耶夫把黑格尔哲学认作是无神论哲学和富有具体内容的哲学。对于科耶夫而言,绝对理念并不是形而上学的概念,而是有限世界完整自洽的形式。人类个体是一种现实化的自我意识心灵,这个心灵结构的统一并非是一种静态的“给予”,而是心灵创造经验的持续过程。因此,这个过程既是一个整体又是多样性。相应,作为统一整体的世界,其整体性既不只是一个过程也不只是一种静态的现实。由于理性和现实性是这种整体性的形式和内容,因而科耶夫声称他的整体性是具体的。

  面对卢卡契、萨特、科耶夫对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思想的整合以及他们提出的整体性观念,雪莉·派克提出了两点质疑。首先,三者都认为整体性观念具有本体论身份,但马克思有关生产方式或经济基础的思考如何能够纳人这一观念并享有本体论身份呢?其次,观念化的整体性如何能够变成具体的整体性呢?如果整体性竟然如萨特、科耶夫等人所言是变动不居的,其本身的“完整”又如何可能呢?派克只是提出了这些问题却并未给出进一步的解释,然而,在我看来,黑格尔的整体性诉求不是要被修正或改进的观念,而是应被彻底抛弃的观念。因为对“整体性”的追求其实预设了一种反思者站在历史、文化、传统之外的彻底反思。正如利科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批判》中所见,这种彻底反思的诉求归根到底乃是一种“理性的骄狂”。在他看来,我们追求知识、开启反省之前就已经“属于”某一特定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具有的“非反思性”和“不透明性”使得我们对“归属性”的思考只能通过诊释学循环的方式加以开展,而无法对其进行整体全面的反思。

  虽然马克思为了避免落人简单经验论的陷阱肯定了意识的辩证过程,并由此发展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理论,但他并没有克服经验和意识之间的对立这一结构性问题。这种对立乃是传统认识论留下的困难,即便是黑格尔这样深刻的思想者也难以摆脱近代认识论的这些束缚。由于马克思是从黑格尔手中接过这些概念和问题的,因此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也就难以逃脱近代认识论设下的这些陷阱。在派克看来,尽管卢卡契、萨特、科耶夫都试图把黑格尔的整体性观念整合到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框架中,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摆脱僵化思想的钳制,但由于黑格尔哲学深深扎根于观念主义传统而马克思却要从这种传统中脱离出来,因而整合二者思想的各种方案总显得似是而非。相反,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现象学则试图从根本上解决近代认识论的这些困境。无论是在本体论层次还是在认识论层次,胡塞尔都与黑格尔迥然有异。和观念论相比,胡塞尔采取了一种更为根本的立场,那就是把哲学思考的落脚点放在生活世界上。胡塞尔对黑格尔“整体性”观念的拒斥恰恰是因为他对生活世界的“非反思性”和“不透明性”具有深刻的理解。生活世界是一切经验的基础,它在意识中展示自身,经验和意识的对立在此中无从谈起。因而在派克看来,胡塞尔的这种现象学视角和马克思的思想更能相契相融。

  此外,胡塞尔现象学还有一个通常不被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所注意的核心旨趣,那就是对科学危机的深思。胡塞尔之所以屡屡把现象学称作“第一哲学’“和“严格的科学”,就是因为他深感欧洲科学所面临的危机。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则基本上不太关注科学危机的问题,更谈不上有解决这一危机的能力。那么追求“科学真理”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否能够承担探讨“科学性”的任务?它是否能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提供可供参照的资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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