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三个维度展开了技术理性批判，揭示了技术理性不仅是当代西方社会异化和生态危机的根源，而且执行着政治统治的职能。通过对技术理性的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分别从哲学世界观的变革、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变革以及价值观的变革三个方面探讨了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可能性。

　　关 键 词：西方马克思主义；技术理性批判；异化

　　作者简介：王雨辰(1967-)，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技术理性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重要内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分别批判了作为异化根源的技术理性、作为政治统治工具的技术理性和作为生态危机根源的技术理性，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技术理性批判与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关联性。本文拟通过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技术理性批判的三个维度，分析其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的基本特点与理论得失。

　　一、作为异化根源的技术理性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卢卡奇较早把人的异化的根源归结为技术理性。他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明确揭示人的异化和技术理性的盛行是同一历史过程。“如果我们纵观劳动过程从手工业经过协作、手工工场到机器工业的发展所走过的道路，那么就可以看出合理化不断增加，工人的质的特性、即人的个体的特性越来越被消除。”[1] 卢卡奇认为，技术理性从如下三个方面导致了人的异化：首先，建立在技术理性基础上的机器生产体系具有严密的分工和内在规律，它是由“可计算性”的效率原则所决定的。这不仅意味着人的劳动不得不服从分工的要求，而被分解为局部的、机械的操作性劳动，人不再参与劳动产品生产的全过程，丧失了和劳动产品的整体联系；而且人还不得不服从机器运行的规律，进而丧失劳动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沦为劳动过程的旁观者。其次，技术理性颠倒了人和物的关系，技术理性对效率和利润的追求使人不得不屈从于物的牵引和支配，这既体现在人们不得不屈从建立在技术理性基础上的机器生产体系规律的支配，同时也体现在人的原子化以及物的价值的上升和人的价值的下降。“个人的原子化只是以下事实在意识上的反映：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遍及社会生活的所有表现；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整个社会(至少按照趋势)隶属于一个统一的经济过程；社会成员的命运都由一些统一的规律来决定。”[1] (154)最后，建立在技术理性基础上的机器生产体系使人和人的关系为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使得物化结构开始深入到人的意识领域，同时人们把遵循机器生产体系规律的行为奉为一种责任伦理，并形成了操作性的思维方式，丧失了把握社会总体和本质的能力。

　　卢卡奇把技术理性作为异化的根源，主要是受到了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思想的影响。马克斯·韦伯把资本主义现代化归结为不断理性化的过程。它是一个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社会结构和管理职能不断科层化和专门化的过程，但是由于支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理性”是脱离了“价值理性”指导的“工具理性”，由此造成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物的价值不断上升和人的价值不断下降的“两难困境”。卢卡奇通过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拜物教现象同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思想结合起来，展开他的技术理性批判。

　　虽然卢卡奇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理性批判，但总的看，他的技术理性批判还是从属于他的政治意识形态批判，而法兰克福学派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针对消费社会的特点，从生存论的视角进一步深化了对作为异化根源的技术理性的批判。

　　由于新科学技术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社会物质财富急剧增加，西方社会由此进入消费社会。一方面消费社会意味着物品的极大丰裕和生活的日益感官化，另一方面消费不再仅仅只具有满足人们基本生理需要的功能，被消费的商品具有更多的社会意义。对物品的消费既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身份认同的功能，也承载着人的价值自我确证的功能。但是，由消费社会以及对物品的消费带来的基本问题是：“生活是否根据其生存，或根据所赋予个人或集体的生命意义组织起来的呢？”[2] 法兰克福学派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正是立足此点来批判技术理性的。从生存论的视角看，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原本为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创造了条件，但是现实却是西方人沉醉于被广告操纵的商品消费中而丧失自我。对此，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单向度的人》两部著作中分别提出了“必要的压抑与额外的压抑”、“真实需要与虚假需要”两对概念，指出资本和以资本为基础的利益集团为了追逐利润的需要，不仅没有利用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社会物质财富使人们自由和全面发展，而且通过广告等大众媒体控制和支配了人们的需求，造成了对人的“额外压抑”。因为这种需求并不是人的真实需求，而是服从于资本追逐利润的虚假需求，其内容和方向是被资本所操纵的，其核心是把追逐物质生活享受作为幸福和自由来体验，最终导致西方人异化成为只知道追逐物质生活享受，而丧失对自由和解放等精神追求的“单向度的人”。

　　法兰克福学派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还对建立在技术理性基础上的消费主义文化和生存方式展开了批判。霍克海默尔、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不仅从哲学世界观的角度揭示了技术理性的形成、基本特点和功能，而且还提出了“文化工业论”，集中批判了建立在技术理性基础上的消费主义文化。在他们看来，文化的功能原本在于培育和提升人性，前技术时代的文化生产具有个性化和不可重复的特点。但是，借助于现代技术，西方社会出现了文化工业。文化工业不仅使文化产品的生产具有标准化和大规模复制的特点，而且文化产品从其性质上看，它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文化工业引以自豪的是，它凭借自己的力量，把先前笨拙的艺术转换成消费领域以内的东西，并使其成为一项原则。”[3] 文化工业从其功能看，它所生产的文化产品通过诉之于人的感官，以轻松娱乐的方式，把人们的心灵世界引向消费领域，使人们沉醉于消费主义的异化生存方式中，忘却对生活本质的追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本·阿格尔则立足于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变化，来批判消费主义文化和生活方式。阿格尔指出，借助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资本主义国家统治的合法性主要依靠向人们许诺，不断提供越来越多、越来越新的商品实现，进而引导人们到以广告为媒介的消费中去得到满足，这就决定了大规模技术的运用和技术运用的极权化，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必然处于异化状态，这促使工人把幸福和自由的体验寄托于闲暇时间的商品消费中。阿格尔把这种消费称之为弥补异化劳动的异化消费。异化消费之所以得以实现正在于技术进步以及技术的非理性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