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六七十年代,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在对马克思思想特别是《资本论》的解读上, 形成了以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学者为核心的历史主义模式和以阿尔都塞学派为首要代表的结构主义模式。这两个思想传统在这一时期都不约而同地回到了马克思《资本论》以及手稿, 但在解读方法上形成了完全不同的路径, 得出了不同的理论观点。这两个传统在西方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 与各自国家的历史形势密切结合, 深刻地形塑了两国左翼理论延续至今的不同特征, 书写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从宏观角度对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的比较性研究, 在我国有学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敏锐地把握到并展开了研究。在历史上, 德法的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之间曾经针锋相对地发生过激烈而深刻的思想交锋, 深入到这些争论内部, 倾听两条思想传统间的相互评价, 对于我们今天重新审视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两条重要线索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更对我们今天学界方兴未艾的《资本论》哲学研究大有裨益。

　　十分有趣的是, 在50年前, 德法的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两个传统的代表人物就曾发生正面交锋, 这一事件成了两条传统对话相互碰撞的标志。下面我们就从这个故事开始, 展开对这一思想史公案的研究。

　　一、发生在法兰克福的一次直接交锋

　　1967年, 时值《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00周年, 在法兰克福大学召开了一次以《资本论》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 年仅31岁的普兰查斯作为法国结构主义的代表“只身闯曹营”, 与以伊林·费切尔、阿尔弗雷德·施密特、恩内斯特·曼德尔为代表的德国 (语) 学者发生了一次极为重要的论争。这次论争可以视作德国的历史主义和法国的结构主义在思想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直接对话。在这次研讨会上, 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普兰查斯非常忠实地展示了他的老师阿尔都塞的理论。在他所做的题为“理论与历史:关于《资本论》对象的简短评述”的报告中, 普兰查斯全面地阐述了阿尔都塞学派对《资本论》相关问题的基本态度和观点, 并毫不客气地对德国的同行们发难。他的发言获得了德国同行们的激烈回应。这成为50年前的这场研讨会上的一个最大亮点。

　　普兰查斯在他的报告一开始就告诉大家, 他所要探讨的就是《资本论》的理论对象问题。如何对理论对象进行创造性的定义, 决定了问题式的创造性。

　　普兰查斯首先批判了两种对《资本论》的解释方式:经济学的和历史的解释方式。这两种方式, 一个将《资本论》视作一种“抽象的”经济理论;一个将其视作“具体”历史的研究方法。而这两种解释, 在普兰查斯看来, 都是立足于一种主体性的历史主义问题式。这种以一个居于核心位置、具有能动性的主体为出发点的历史主义问题式, 导致了一种循环的“总体性”。这一问题式在认识论上的后果就是将思辨的黑格尔的理论结构, 最终以一个循环的社会总体性为基础的“总体”作为了中心的主体和历史的原则。

　　其次, 普兰查斯进一步指出, 历史主义的问题式因为不能够在真实的对象及其概念之间建立起真正的区别, 因此, 既可以产生黑格尔意义上的思辨建构, 也可能产生一种经验主义的建构。在这个意义上, 经验主义意义上的经济主义其实只是历史主义的一个变种。而这一点, 在第二国际那里非常鲜明地体现了出来。对《资本论》的这种历史主义问题式, 将《资本论》视作一种形成了同质性的经济领域的给定性的“模型”, 其他的经济形式只是这一模型的纯粹“具体化”、“现实化”。

　　最后, 普兰查斯指出, 历史主义的阅读方式将《资本论》等同于了黑格尔的著作, “历史主义最终建立在一个中心的主体之上, 这一主体或隐含或明显地作为线性发展的原则。”在做出这一判断之后, 普兰查斯搬出了他的老师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解读方式, 指出, 历史主义和人道主义一样, 都是为了脱离青年马克思认识论断裂之前的意识形态阶段, 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理论恰恰是反历史主义和反人道主义的, 也就是反对一种能动性的、具有主导性的主体的存在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贯彻的方法正是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发生的断裂之后的“科学理论”, 在认识论上恰恰是无主体的和多元决定的。普兰查斯是这样表述的:“正如路易斯·阿尔都塞所指出的, 承载了对不同生产方式的分析的《资本论》中的认识论原则, 不是简单地作为对社会整体不同层面表现出的总体的原则, 这一原则是从一个被理解为本质的中心主体出发;而是作为一种前统治的结构原则。”“人”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那里, 仅仅是在生产之中的结构的承担者而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