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推进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实现了并且继续实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历史过程，只有坚持用整体的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这一过程，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这一过程，并将其按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方向继续推向前进。具体地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性认识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和发展过程要有整体性认识；第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及其相互关系要有整体性认识；第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以及二者相结合的机理要有整体性认识；第四，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实践及其主体的中国化问题要有整体性认识。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体性认识

　　作者简介：赵存生，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推进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实现了并且继续实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一个将科学理论运用于中国实际的过程，又是一个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时发展科学理论的过程，这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历史过程。只有坚持用整体的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这一过程，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这一过程，并将其按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方向继续推向前进。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性使然。

　　用整体的观点、方法认识和处理事物，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倡导的科学方法。运用这种方法，可以避免认识上和实践上的主观性、片面性和局限性，达到客观、全面、准确地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的目的。运用这种方法，要求我们在认识和实践中有整体观念，立足于整体，处理好整体和局部之间的辩证关系，运用整体性的思想方法和操作方法，科学地把握对象，客观、全面地处理问题。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性认识”问题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本文提出这一问题，并试图实践用整体的观点、方法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四个方面具体阐明如何实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性认识。

　　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和发展过程要有整体性认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偶然的，是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需要中国这样两种“需要”相互结合的结果。这个结合有一个发生和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仍在继续。要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对这个过程有一个整体性认识。

　　可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划分为若干阶段。对于如何划分，理论界和学术界尚有不同意见。笔者认为，如果从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相结合的角度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18—1934年，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萌芽和理论酝酿阶段。

　　这个阶段的代表人物当首推李大钊。在中国，李大钊是真诚接受、自觉传播、誓死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1918年7—12月，李大钊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三篇文章，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并宣传马克思主义，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开始。1919年10月，李大钊发表长达两万余字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和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表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有了比较系统深入的了解和掌握。不仅如此，李大钊还深入思考了如何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问题。1919年8月，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他指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哪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此”，“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1](p.13)这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思想的最早表述，是这一思想的萌芽。1923年10月，在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李大钊又一次强调了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他说：“由于俄国与中国的国情完全不同，不管外间怎样宣传，我国的改造惟有靠我们自身的力量来完成。”[2](p.326) 由此可见，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初期，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头脑中就有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萌芽。因此，在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时，必须以此为起点，注意研究这个起点，而不能忽略这个起点。

　　在这个阶段，思考并且实践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为了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抱负而找到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是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了明确中国革命的对象、依靠力量和团结力量，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科学分析；在土地革命时期，为了抵制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他深入考察农民运动，领导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并在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第一次鲜明而正确地指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应该持有的科学态度。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3](p.51) 本本主义就是教条主义，反对本本主义就是反对教条主义。这篇文章表明，通过思考和总结革命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毛泽东形成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思想，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内容。

　　第二个阶段，1935—1977年，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全党确立和产生第一个理论成果的阶段。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次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在全党确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创造了组织条件。此后，红军长征的胜利和陕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以及由我们党推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民抗战的开始，都从实践方面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性和巨大威力。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毛泽东第一次向全党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他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4](pp.658—659) 虽然由于考虑到苏共的态度后来编辑《毛泽东选集》时把这段话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但其精神实质并没有变化。

　　毛泽东不但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而且领导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并在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1945年4—6月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七大以后，毛泽东思想在解放战争中继续发展，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获得了重大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内涵除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之外又增添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从1957下半年开始，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和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脱离了实事求是的科学轨道，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出现了失误，甚至出现了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失误。这些失误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些失误，虽然并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但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按照正确的思想路线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契机和教训。

　　第三个阶段，1978年至今，这是继承发展和继续产生新的重大理论成果的阶段。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经过两年徘徊，以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实现了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这个历史转折是邓小平和以他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和推动的。总结我们党领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把握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的时代特征。邓小平明确提出和深入思考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并且在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思想。他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5](pp.2—3) 围绕这个“基本结论”，邓小平还陆续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理论等，构成继毛泽东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重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实现了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和江泽民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在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理论继毛泽东思想之后被确立为党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产生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面对世纪之交国际、国内形势和党内情况出现的新变化和新特点，以及这些变化和特点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的新要求，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深刻分析和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发生的变化，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总结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的新鲜经验，并把这些新鲜经验和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结合起来，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提出和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从而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在2002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后被确立为党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这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继承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也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新世纪新阶段统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根本指针。

　　回顾我们党找到马克思主义并且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于李（李大钊），创于毛（毛泽东），发展于邓（邓小平）及其以后。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主要的任务是解决两大课题，一是民主革命，二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民主革命这个课题已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解决了，这种解决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因此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个课题的解决，毛泽东思想开了个头，主要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给予了创造性的初步解决，并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个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即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继续解决。这种解决同样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说过，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实践已经证明了并将继续证明着这一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没有止境，为其提供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这棵真理之树，将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保持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