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西安8月30日电（记者陆航）遗传学在发展过程中，其自身固有的边界正在消失，逐渐融合于各个学科之中。8月29日，古人类遗传学和疾病学学术论坛在西安交通大学举行。美国科学院院士、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简·布克斯特拉、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所长约翰内斯·克劳泽与来自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学者从遗传学和疾病学的角度研讨古人类DNA印记，探究人类迁徙路线及族群的形成。

　　通过古代人骨及其他遗存所提供的有关病理学信息，对人类历史上各种疾病的发生、发展、分布及其规律进行探讨，同时对古代人群的健康状况以及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正在成为人类学学者关注的焦点。克劳泽表示，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人类的经济生活方式与健康和环境的关系，传染性疾病的发生和传播与人口密度、人群规模以及隔离程度之间的关系，遗传性疾病与人群组织、婚姻方式、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类创伤现象发生的原因等，为我们了解远古人类的生活和体验打开一扇全新的大门。

　　“对考古遗址出土人骨的病理现象进行认定和研究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探索某些现代疾病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资料。”西安交通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张虎勤介绍，人类几乎所有的疾病都涉及遗传和非遗传因素及其相互作用。遗传学与疾病学的结合是近代对复杂疾病病因认识的需要。而DNA技术的发展以及多态分子标记的发现，为研究遗传和疾病的关系提供了新途径。

　　与会者表示，群体遗传学分为两个分支，一支与历史过程有关，将遗传学与人类学以及其他物种的古生物学和分类学结合。另一支与同时期人群的遗传有关，将遗传学与流行病学、医学、心理学以及统计学结合在一起。双螺旋结构模型的提出是遗传学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它宣告了分子遗传学的诞生。以此为开端，生物学各分支学科及相关农学、医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为相关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