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6日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刘浦江不幸逝世。近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以“大节落落，高文炳炳”为题，在北京大学李兆基人文学苑1号楼报告厅召开了刘浦江教授追思会。历史学系师生代表、刘浦江教授生前亲友以及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单位和学术出版社的学界同仁近百人，共同缅怀刘浦江教授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深切追思他对中国历史学以及学术教育事业的突出贡献。以下是追思会部分发言摘录：

　　高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每次教学工作研讨会以及与学校有关的会议，浦江老师都是有很多发言的，也体现了他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正因为如此，浦江老师在学校得到了一个绰号“意见篓子”。他不光在这里，在教育部的一些会议上也经常慷慨陈词，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个“意见篓子”是非常可敬的。浦江老师从来不怕得罪人，他要有意见就说，就敢于提出来，有话就说，这一点是非常可贵的，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北大人应该有的风骨。

　　姚大力（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以我自己的专业领域来说，辽金史与元史是捆绑在一起的，所以我对刘老师的每一部论著都仔细研读。他从考订契丹、大金两国志真伪，和《揽辔录》佚文的坚实的文献学功底起家，转入对辽金人口、税收、户籍、宗教、内部人群关系等完全历史取向的很多主题的深入研究，又把自己对契丹社会制度史、风俗史的独特理解贯通到对契丹大小字从事释读的民族语文文献学的领域中去。解读契丹书面语的艰难任务还远远不能说已经完成了，将来人们在追溯契丹语文终于被畅通的学术过程时一定不会遗漏刘老师的独特贡献。

　　从十年前发表对辽金德运之争的分析阐述，直到去年发表《元明革命的民族主义想象》，刘老师长期关注中国传统的正统论历史观，非汉王朝的历史定位以及它在近代的演变，这确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提得高一点说，他实际上是在力图纠正这样一种不健康，但是又十分顽固的历史误解，就是用辽金、元清等王朝的族裔主权属性去否定中国历史本来具有的多样化史实，完全看不到内亚因素给中国历史带来的巨大的积极意义，把辽金历史，甚至包括元和清的历史都看成只是中国史发展中一段一段充满杂音的不和谐插曲。

　　我最近刚刚写完一篇两万四五千字的文章，评论学术界对于新清史的近乎政治讨伐式的大批判，刘老师是我想到的必须在发表前让他们审看初稿的几个学者之一，可惜现在这个心愿已经无法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