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指出，人类文明在轴心时代有着重大的突破，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则诞生了孔子与老子等，并且“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以往学术界谈及我国的轴心时代，主要以这些论述为依据，学者们也多是枚举先秦诸子个人，作较为笼统的阐释。然而，倘若更进一步追问：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雅斯贝尔斯所说“精神导师”的内涵、进而更为深刻地认识我国的轴心时代？这些精神导师的思想到底是如何呈现出来并影响到后来的社会？则问题便不再仅仅停留在思想家个人的层面，而是回归到了轴心时代的经典生成，回归到了诸子的著述，因而与先秦子书的成书联系了起来。

　　与汉魏以后的典籍不同，先秦子书的编集与成书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余嘉锡先生在《古书通例》中谈及先秦古书的时候，提出过一些很重要的论断，包括古书不皆手著、古书单篇别行之例、诸子即后世之文集等。这是说，先秦古书的体例与后来的书籍有着甚大的差异：就作者而言，先秦时期的著书是不自我署名的，“周、秦古书，皆不题撰人。俗本有题者，盖后人所妄增”。因此，题为某氏某子之书者，乃是从学术渊源上“推本其学之所自出言之”，而不都是出自某人之手，其中还附有其后学之作。就流传而言，先秦古书大都是作者“随时所作，即以行世”，“迨及暮年或其身后，乃聚而编次之。其编次也，或出于手定，或出于门弟子及其子孙，甚或迟至数十百年，乃由后人收拾丛残为之定著”。因而多单篇的流传，非如后世书籍那样汇成一编之后才开始传播；就性质而言，西汉之前并无后来意义上的“文集”一类，而汇编有师徒之作、“成一家之学”的诸子之书就相当于后世的文集（《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钱存训先生也说：“流传今日的先秦著作，都多少曾经汉代学者删定，因此很难确定在某一部书中，哪些是原著，哪些是后人所增添。”（《书于竹帛》，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其意与余先生也大致相近。

　　这些看法深得先秦古书的实际，的确是通人之解。以这种眼光去审视先秦子书，则其成书当中原本一些复杂的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进一步说，先秦子书的结集多非一次完成，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其间则不断有补充、增益及改动的情况。整个诸子的著述在这一点上大致都相近或者相似，自有其共通性在内。郑良树先生说：“根据个人的浅见，有些子书恐怕是多次、多人、多时及多地才结集而成。”（《诸子著作年代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这意见是很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