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总是会受到时代学术思潮的影响，打上时代学术思潮的烙印。要了解中国传统史学发展及其特点，就必须要了解中国传统学术思潮的发展和演变，进而探寻其对时代史学发展的影响作用。本期这一组专题讨论，就是针对该问题所作的一些思考。汪高鑫的文章论述了在玄学兴盛背景下，魏晋南北朝史学出现明显的玄化倾向，表现在重视以玄学的观点来品评人物和评论历史；王记录的文章论述了在理学兴起的背景下，宋代史学出现了重视以天理的标准来撰述历史、评判历史，史学表现出了义理化特征；李孔胜的文章从经史关系、史论和历史编纂三个方面，具体论述了王阳明心学引起的中晚明史学发生的新变化。 

　　摘要：玄学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学术思潮，对于这一时期史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在魏晋玄学背景下，才性之辨自然成为清谈的重要品题，人们重视形象与智慧，追求虚静、玄超的精神境界，反映在史学上，则是不但重视人物品藻，而且以玄学的观点来品评人物，局量才识与容貌成为人物品评的基本内容。玄学的清谈，当然不限于人物，也有历史，有名理，反映在史学上，则表现为重视历史评论，重视宣扬顺天达命与维护名教，主张为政贵在安静，以及强调对历史发展之势的总结，便是这种历史评论玄化倾向的主要表现。

　　关键词：玄学 魏晋南北朝史学 人物品评 历史评论 玄化倾向

　　作者简介：汪高鑫（1961—），男，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从事中国思想史与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经史流变探源”（11JJD770014）；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史官制度研究”（06JJD770005）；北京师范大学教改项目“中国古代儒学发展史”（10-01-05）。

　　玄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种学术思潮，它兴盛于魏晋，持续发展于南朝。玄学的兴起，与东汉经学流于繁琐、迷信，“缺乏哲学高度的整体思考”，以至最终衰落有着密切的关系。与经学不同，玄学的特征“是用老庄思想解释儒经，并且只把儒经作为一种凭借，重点不在疏通经义，而在发挥注释者自身的见解”［1］621，628，因而也是一种注重义理的哲学思潮。作为一种时代哲学思潮，玄学必然会对这一时期各种学术思想的发展带来影响，史学当然也不例外。在玄学思想的影响下，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发展，表现出了明显的援玄入史的玄化倾向。以下试从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两个方面，对这一时期史学的玄化倾向作出具体论述。

　　一

　　与两汉经学背景下重视砥砺品节的人物品评不同，魏晋玄学背景下士人文化的人物品评，则转向形象与智慧，追求虚静、玄超的精神境界，重视人物才性之辨。这种人物品题的变化，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玄学的兴起是息息相关的。随着汉末三国群雄并起，刑名法术得到重用，任人唯才成为时尚，重视人物才性也就成为一种必然。而玄学兴起之后，提倡道家的重精神、天才主张，追求神理、神明的精神境界，才性之辨自然成为清谈的重要品题。魏晋才性之辨的具体内涵，主要包括容貌、才能与精神三个层面。容貌是关于人物外表的描述；才能往往会根据人物的特点，冠以 “天才”“大才”“奇才”“俊才”“高才”等不同称谓；而精神则是一种神味，往往以“神明开朗”“神锋太俊”“明慧若神”等作形容。在魏晋玄学的影响下，这种才性之辨成为人物品评一时风尚。成书于曹魏时期的刘劭的《人物志》，堪为系统品鉴人物才性的代表性理论著作。该书《流业》篇依据人物才能分成十二类，一一叙述各类才能的特点，并举出其代表人物，此列表如下：

　　情节家德行高妙，容止可法延陵、晏婴法家建法立制，强国富人管仲、商鞅术家思通道化，策谋奇妙范蠡、张良国体德厉风俗，法正天下，术谋庙胜伊尹、吕望器能德率一国，法正乡邑，术权事宜子产、西门豹臧否好尚讥诃，分别是非子夏伎俩能受一官，错意施巧张敞、赵广汉智意权智有余，公正不足陈平、韩安国文章能属文著述司马迁、班固儒学能传圣人之业，而不能干事施政毛公、贯公口辨辩不入道，应对资给乐毅、曹丘生雄杰胆力绝众，材略过人白起、韩信。

　　南朝玄风继续兴盛，成书于南朝、记载汉末、三国、两晋士族逸闻趣事的小说《世说新语》，则是刘义庆主持编写的这一时期品藻人物的又一部力作。该书有关于人物容止的品评，如《容止》篇记载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嵇康身长八尺八寸，风姿特秀”，“虞子嵩长不满七尺，腰带十围，颓然自放”，如此等等。也有大量关于人物才能的品评，如该书卷上就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来品评人物，对人物才能进行分类；《识鉴》篇记乔玄说曹操“君实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臣”，裴潜答曹操问刘备之才说“使居中国，能乱人，不能为治；若乘边守险，足为一方之主”，此等品评散见各篇者很多，不一枚举。更以品藻人物精神为其特色，如《德行》篇记郭林宗评黄叔度说：“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桡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赏誉》篇记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明其器”；《容止》篇记人见嵇康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其“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如此等等，皆是对人物精神境界作出的测度。在魏晋玄风大盛的背景下，这样一种人物品评风气也波及史学之中，表现在这一时期的历史撰述不但重视人物品藻，而且往往以玄学的观点来品评人物。众所周知，历史撰述离不开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但是这种评价是基于历史人物与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的评价。然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撰述，其历史人物评价虽然也涉及历史本身，肯定历史人物与历史发展之间的关联性，却更加喜好从才性角度出发，重视对历史人物个性特征的品评。白寿彝先生将这一时期历史撰述的人物品评特点归纳为两个方面：局量才识和容貌［2］。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多历史撰述中，陈寿的《三国志》、袁宏的《后汉纪》和范晔的《后汉书》堪为其中的代表之作。《三国志》重视人物记述与评论，与其所记述的三国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三国是中国历史上风云突变、英雄辈出的时代，诚如清人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所言，“当时人物，不减秦汉之际”。作为反映三国历史的史书，自然会重视对三国人物的记述，作出对三国人物的评论。这样的人物记述与评论，继承了反映“秦汉之际”历史的司马迁《史记》等历史撰述的传统，是要将历史人物评判与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紧密地结合起来。只不过这方面的人物评论，《三国志》显得比较薄弱，比起《史记》要逊色得多。不过，《三国志》重视人物品评，则是其一大特色，这与在魏晋玄风下，魏晋那个门阀世族时代的人们重视品评人物和清谈分不开，当然也与陈寿本人曾经担任过巴西郡中正这样一个品第人物的官职和经历有关。《三国志》品评人物的兴趣极大，涉及所记载的众多历史人物；而品评人物的角度，则一是局量才识，二是容貌。这里的局量才识是指气质（或神态）与才能，而容貌则是指外表特征。首先说局量才识。其一是设立人物品目。如称曹操是人杰，刘备是英雄，孙策、孙权是英杰，诸葛亮、周瑜、鲁肃是奇才，张辽、乐进、于禁、张郃、徐晃是良将，关羽、张飞、程普、黄盖等人是虎臣，陈震、董允、薛综是良臣，陆逊是社稷之臣，潘濬、陆凯是良牧，庞统是高俊，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刘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王粲、秦宓是才士，徐邈、胡质、王昶、王基是彦士，董厥是良士，许慈、孟光、来敏、李讠巽、尹默是学士，吕蒙是国士，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所列人物品目参见白寿彝《陈寿与袁宏》（载《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同时对照《三国志》相关人物传记作了调整和补充。其二是人物分类品评。其中文藻如魏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曹植“文才富豔，足以自通后叶”，王朗“文博富赡”，王粲“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武艺如曹彰，“武艺壮猛，有将领之气”，郑宝“最骁果，才力过人，一方所惮”，乐进“以骁果显名”，黄忠、赵云“强摯壮猛”，刘封“有武艺，气力过人”；谋略如郭嘉“深通有算略，达于事情”，程昱、董昭、刘晔、蒋济等人“才策谋略，世之奇士”，陆逊“既奇逊之谋略，又叹权之识才”，周鲂“谲略多奇”；忠烈如夏侯淳“以烈气闻”，司马芝“忠亮不倾”，太史慈“信义笃烈”；刚直如苏则“矫矫刚直，风烈足称”，孙礼“刚断伉厉”，辛毗、杨阜“刚亮公直，正谏匪躬，亚乎汲黯之高风焉”；清高如管宁“清高恬泊，擬跡前轨，德行卓绝，海内无偶”，陈群“动仗名义，有清流雅望”；德行如邢顒，人称“德行堂堂邢子昂”，杨俊“人伦行义”，楼玄“清白节操”；宽厚如刘备“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政事如诸葛亮“能政理，抑亦管、萧之亚匹也”，荀攸、贾诩“庶乎算无遗策，经达权变，其良、平之亚欤”；儒学如谯周“诵读典籍，欣然独笑，以忘寝食。研精《六经》，尤善书札”，严畯、程秉、阚泽“一时儒林”；方技如“华佗之医诊，杜夔之声乐，朱建平之相术，周宣之相梦，管辂之术筮，诚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绝技也。”如此等等。其三是通过人物对话与评述，点画出人物的才性。如《魏书·魏武帝纪》记述曹操年少之时，桥玄对其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写出桥玄对曹操的安世之才有先见之明。如《蜀书·先主传》记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之事：“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这寥寥数语，既表现出了曹操的气势和眼光，也透过刘备的惊恐失态之举反映出了这位“潜龙”的志向。如《蜀书·关张马赵黄传》记述道：“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马超字）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翼德（张飞字）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这段话既刻画出了关羽争强好胜的性格特点，也充分反映出了诸葛亮的机智与风度。如《吴书·吴主传》记述刘琬语人说孙权道：“吾观孙氏兄弟虽各才秀明达，然皆禄祚不终，惟中弟孝廉，形貌奇伟，骨体不恒，有大贵之表，年又最寿，尔试职之。”这里既有关于孙权的容貌描写，也有对其才性的肯定。陈寿本人也对其评曰：“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可以说通过人物对话与评述来点化人物才性，是《三国志》惯用的手法。同时，《三国志》还非常重视从容貌去品评人物。如说袁绍“姿貌威容”，刘表“长八尺余，姿貌甚伟”，臧洪“体貌魁梧，有异于人”，公孙瓒“有姿仪，大音声”，崔琰“声姿高畅，眉目疏朗，须长四尺，甚有威重”，管宁“长八尺，美须眉”，何夔“长八尺三寸，容貌矜严”，程昱“长八尺三寸，美鬚髯”，刘备“身长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诸葛亮“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关羽“髯之绝伦逸群”，彭羕“身长八尺，容貌甚伟”，孙策“美姿颜”，孙权“形貌奇伟，骨体不恒”，张昭“容貌矜严，有威风”，周瑜“有姿貌”，程普“有容貌计略”，董袭“长八尺，武力过人”，如此等等。关于人物容貌品评参见白寿彝《陈寿与袁宏》（载《中国史学史论集》），同时对照《三国志》相关人物传记作了调整和补充。 《三国志》以简洁著称，然而其品评人物可谓是“不厌其烦”，之所以如此，主要是魏晋世族风尚的一种体现，却也内蕴了重视人事的思想。这些“历史人物评价，多数是没有神意的说教。陈寿的品评，带有魏晋清谈的风格，这种突出人物的个性的评价，重视人物的才能、品德、风貌，强调了人事在历史的兴衰中的作用，这在史学思想上是进步的表现。”［3］140袁宏既是史家，也是玄学中人，故而《后汉纪》的人物品评也非常突出。我们可以从人物连类记述和才情风貌描写两方面，窥见《后汉纪》重视人物品评之一斑。人物连类记述是《后汉纪》的重要特点。《后汉纪》记述人物不但重视分类，全书涉及的人物类别有帝王、后妃、宗室、外戚、名臣、循吏、儒林、文苑、党锢、宦者、方士等，几乎囊括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各类人物，而且善于运用连类的方法来记述人物，并且形成《后汉纪》人物记述的重要特点。《后汉纪序》明确提出该书的人物撰集方法是“言行趣舍，各以类书”。所谓“类书”，即是要将时代相近的同类历史人物连续书写出来。如卷五连续书写了闵仲叔、王丹、严光、周党、王霸、逢萌等一批人物，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隐居避世，或者长期隐居，或者终身隐居。其中闵仲叔屡征不至，“终于家”；王丹曾在王莽时“连征不至”，“避世陇西，隐居养志”；严光与光武帝同学，因不愿意被征而“变名姓”，后不得已应征，终不为三公封赐所诱惑“称病而退”；周党“三征然后至”，却矢志隐居，光武帝只好下诏说“不食朕禄，亦各有志”；王霸被征后“拜不称臣”，“遂以疾归，茅屋蓬户，不厌其乐”；逢萌先是隐居琅玡不其山中，东汉初年“连征不起”。如卷六连续记述了鲍永、宣秉、王良的事迹，借张湛之口赞扬鲍永“仁不遗旧，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宣秉为官“俸禄皆以分九族，家无担石之储”；王良虽官至司徒司直，却“居贫守约，妻子不之官”，皆为一时之清廉、仁义良吏。如卷十一记述汉章帝对司空长史江革“常礼之”，江革早年以孝行闻名，乡里称他叫“江巨孝”。在江革事迹之后，该卷连续记述了毛义和薛苞两位以孝著称的历史人物。毛义当年“以孝行称”，为了赡养老母而接受府衙的守令一职，当老母死后便“弃官行服，进退必以礼，贤良公车征，皆不至”，“天子闻而嘉之”；薛苞丧母，“行六年服，丧过其哀”。分家产的时候，他“奴婢引其老者”“田庐取其荒者”“器取朽者”。如卷十九集中记述了任峻、苏章、陈琦、吴祐、第五访等良二千石，他们的为官风格虽不尽相同，却都在治内得到民心，享有威信。如卷二十二记述了党锢人士陈蕃推荐徐稚、姜肱、袁闳、韦著、李昙“五处士”，并对他们的才性作了描述：徐稚“恭俭义让，非礼不言，所居服其德化”，姜肱“隐居静处，非义不行，敬奉旧老，训导后进”，袁闳“玄静履真，不慕荣宦，身安茅茨，妻子御糟糠”，韦著“隐居讲授，不修世务”，李昙“乡里有父母者，宗其孝行以为法度”。如卷二十五记述了韩融、李楷、郑玄、申屠蟠等人物类传，这些人物的共同点，其一是名噪一时的大学者，其二都重隐居守节，韩融、李楷还以至孝重亲闻名。重视人物才情风貌描写，是《后汉纪》又一特点。如卷一说光武帝刘秀“为人隆準，日角大口，美鬚眉，长七尺三寸，乐施爱人，勤于稼穑”，刘縯“慷慨有大节”，邓晨“好节义”， 李通的父亲李守“身长八尺，容貌绝异”，銚期“身长八尺二寸，容貌壮异”，“气勇有志义”，王霸“慷慨有大志”，邓禹“以德行称”；卷三说鲍永“好文德，虽为将帅，常儒服从事”，卓茂“温而宽雅，恭而有礼”；卷四说马援“少有大志，诸兄奇之”；卷五说王丹“好施周急”“高抗不屈”，周党“举动必以礼”；卷七说张湛“举动必以礼，虽幽室闲处，不易其度，闺门之内，若严君焉”，郅恽“志气高抗，不慕当世”；卷十说祭彤“气勇过人”，“多恩信，善权略”，班超“俶傥不修小节，而内行甚谨”；卷十一说韦彪“清俭好施，禄赐分与宗族，家无余财”；卷十二说贾逵“身长八尺二寸”，“沈深有用，其所学者可为人师”、“才学皆通其所著论为学者所宗。性佚不修小节”，邓彪“以礼让帅下”“明帝高其节”，朱晖“少以节操闻”；卷十四说梁竦“轻财好施，不治产业”、“雅有大志”，邓皇后“长七尺二寸”、早年“通《论语》，志在经书，不问家事”，阴皇后“短小，举止时失仪”，王涣“游侠尚气，晚节好儒术”；卷十九说马融“美才貌，解音声，学不师受，皆为之训诂”，“虽好儒术，而服饰甚丽，坐绛纱帐，侍婢数十，声妓不乏于前，弟子以次相授，鲜有观其面者”；卷二十三说黄宪“识度渊深，时人莫得而测”，郭泰评其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波，澄之而不清，桡之而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又评黄元艾“高才绝人，足为伟器”；卷二十五说卢植“所学不守章句，皆精研其旨。身长八尺二寸，刚毅多大节，常喟然有济世之志”；卷二十六说荀爽“最有儒雅”；卷二十七说陈卓“少好任侠”，王允“容仪雅重，非礼不动”，许劭“善于人论臧否之谈，所题目皆如所言”；卷二十九说郑玄“身长八尺，秀眉朗目，造次颠沛，非礼不动”；卷三十说孔融“幼有异才”，杨彪“以孝义称”，如此等等。范晔的《后汉书》，其人物记述以类相从的特色也很突出。首先，《后汉书》重视设立类传。《后汉书》的类传总共有10个，而其中的《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共7个类传，都是范晔独创的。范晔的创新，决非是为了标新立异，一是为了反映东汉特定社会历史的需要，二是记述各色历史人物的需要。如《党锢列传》的设立，是因为东汉末年发生了党锢之祸，这一事件对东汉后期的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党锢人士在东汉后期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宦者列传》的设立，是与东汉出现严重的宦官专权的政治局面所分不开的，列传集中记述了东汉宦官群体情况、形成专权的原因以及专权的后果；《文苑列传》的设立，不但反映了东汉一代“文富篇盛”的事实，而且打破了中国古代重“德”轻“文”的历史传统（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使得文学人士在正史中有了自己专门的传记，从而第一次得以与《儒林列传》并列；《独行列传》的设立，是为了记述那些通过“特立卓行”而步入仕途的人，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汉豪强政治时代那些没有政治势力的知识分子步入仕途的艰难；《方术列传》记载医巫卜筮和神仙怪异之士，虽然医、巫混杂是其缺陷，但是神仙怪异的记载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汉谶纬迷信神学的盛行情况；《逸民列传》记载隐居山林而不愿做官的人，由于东汉统治者重视通过“举逸民”而使“天下归心”，从而助长了这种风尚；《列女列传》反映了东汉时代妇女们的事迹，这是范晔的一大创举，他为封建时代的妇女在正史中争得了一席之地。通过类传的设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时期的各类历史人物。其次，《后汉书》重视同类人物合传。《后汉书》的历史人物记述，同卷人物往往不分时代先后，而是按类编写。分类的办法则是：有的以“治行卓著”，有的以“深于经学”，有的以“著书恬于荣利”，有的以“和光取容，人品相似”，有的以“立功绝域”，有的以“仗节能直谏”，有的以“明于天文”，等等。如王充、王符和仲长统三人，《后汉书》以他们都是东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而给予合传；郭泰、符融和许劭三人，《后汉书》则以他们清高有人伦而知名当时予以合传；刘平、赵孝、淳于恭、江革、刘般、周磐和赵咨等数人，《后汉书》则以他们皆有孝行而给予合传，如此等等。这样的历史人物分类记述，显然是受到了玄学品评人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