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并回应当今所要面对的水污染及能源生产问题?本文以当前的几个案例——“曼尼托巴水利”的阿诺海德—韦斯顿工程、“萨默斯能源2号”以及哥伦比亚河大坝——来揭示公司对本属于人民及土地的水能的擅用。生态女性主义阐明了关于水、权力、人际关系的性别化与文化假定是如何引导了水利基础设施的建构的,而这样的基础建设又延续了环境性别歧视、环境种族歧视和环境阶级歧视。作为替代的选择,走向水资源公正的生态女性主义路径倡导的策略,能够生发生态民主、生态经济学以及伙伴关系的文化,在其中水与能源自由通畅地流淌。

　　关键词:水/生态女性主义/权力

　　作者简介:格里塔·加德,美 格里塔·加德(Greta Gaard),女,曾任费尔黑文学院/西华盛顿大学副教授、明尼苏达大学(杜卢斯)写作与女性研究副教授,现任教于威斯康辛大学河瀑分校,面向农村及劳工阶级学生主讲写作、环境文学、环境研究,著有《生态政治:生态女性主义者和绿党》(Ecological Politics:Ecofeminists and the Greens)、《家的自然属性:植根一隅》(The Nature of Home:Taking Root in a Place,中译本由韦清琦翻译,2015年于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译者:李莉/韦清琦 Li Li/Wei Qingqi 李莉(1975- ),女,江苏太仓人,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女性主义研究;韦清琦(1972- ),男,江苏南京人,博士,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批评、翻译实践,尤其专注生态批评与环境思想研究。(江苏南京 210097)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及其在中国的接受”的阶段性成果。

　　在当今工业化世界的各个角落,与水最亲密接触的方式之一,发生在如厕之时。水是接纳废物之地。这个观念哪来的?它又是如何与我们需要洁净的饮水才能生存这一事实相谐共存的呢?

　　虽然使用水的厕所在各类文明中并不鲜见,如罗马帝国(公元前27年—公元284年)和印度西部的哈拉帕文明(约公元前2500年),但直到1596年才由约翰·哈灵顿爵士发明出了抽水马桶。①差不多200年后的一系列改进,又解决了哈氏马桶的臭味问题。19世纪早期冲水厕所开始盛行之际,也正是工业革命催动地广人稀的乡村区域人口流向稠密聚居的城市地区之时。面对潮涌而来的人流,大多数城镇都措手不及,粪便是在场院、街巷里收集的,腹泻、肠胃炎、痢疾、伤寒甚至霍乱等传染病很容易就流行开来。欧洲各地的卫生运动倡导者都提出,要将化粪池和茅房(并非设计用于处理如此巨量的污物,因而时有漫溢之虞)转变为生活污水管道系统。

　　“生活污水管道”(sanitary sewage),意即建造下水道,将原污水从街道排出,并倾入江河湖海,因为工程师们相信“流水是能够自净的”。②毫不令人意外的是,这个理论经证明是错误的,并引发了下游城市及高污染流域的伤寒病爆发。最终在20世纪初,现代化的污水处理方法得到了发展。

　　这便是今天我们面对的情形:一方面,我们知道必须有可供饮用、维系人类及环境健康的清水;另一方面,我们仍将河道作为排污管。这种关于水的二歧论——清水/污水,与其他规约性的二分思维——荒野/文明、自然/文化、处女/娼妓、白色/有色、理智/情感——并行。而这些规约性的二元论,正是西方文化与自然的病态关系的根源。通过生态女性主义视角来检视水污染与水能问题,不但可以认清女人、水、能源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还有助于理解当今我们面临的其他许多生态—社会(ecosocial)问题。

　　一、生态女性主义与宗主模式

　　生态女性主义不仅仅如其名所示,是关于女性主义与环境主义,或女性与自然的,还基于以下前提来讨论环境恶化及社会不公等问题,即我们对待自然的方式与我们相互对待的方式密不可分。至今,生态女性主义对生态—社会问题最全面的哲学批判来自瓦尔·普拉姆伍德(Val Plumwood)的《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统治》(Feminism and the Mastety of Nature,1993)。据普拉姆伍德在书中的描述,对人类与对自然的压迫并非出于某个单一体系,譬如父权制、资本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激进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深层生态学便是这样分别去究问的——而是源自一种相互关联的压迫体系,并以一系列的等级化二元对立论为基础,深植于西方文化的核心之中,而且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时代的哲学源头。普拉姆伍德解释道:“人/自然关系的西方认知模式是具有二元论性质的,需要反二元论的解决方案。”她将二元对立论定义为:“源于一种特定的与某一受屈从的他者的关系,一种依赖性的、同时对此又不予承认的关系。”③普拉姆伍德梳理了压迫的各类形式,尤其是种族、性别、殖民主义之间的交叉部分,由此揭示了“被殖民一方通过二元论被挤占、合并,从而进入的宗主的性格和文化之中,自身身份也因此被塑造。西方关于人/自然之关系的主导概念特征也与此逻辑结构相一致”④。以下成比照关系的组词便是这些二元对立关系的示例,其中代表西方文化掌有特权的自我,是通过对立于自然的被贬抑的他者来得到建构的⑤:

　　如普拉姆伍德(1993)所有力揭示的,西方文化对自然的压迫可追溯到人类男性统治者作为一种自我而得以建构的时期,这一自我从根本上因其理性特征及理性建构得到定义,并与自然及所有与自然相关之物——包括女人、肉体、情感和生育——形成对照。女性主义者同时指出,西方文化中对女性的压迫,其特点是将女性与情感、肉体和自然联系起来。⑥

　　这种思维形式在概念上把相互关联的生命整体切分为原子式、二元论的组对,于是就在自我的诸特性之间以及在被贬抑的范畴内部建立起了概念性联系,并且一个受压迫群体的特质与其他群体特质的联系强化了这些群体的屈从地位,例如女性与动物、女性与肉体、女性与有色人种、女性与自然抑或女性与水,所有这些概念性联系都用于强调上述范畴的次劣,而且不仅揭示了女人与水是被如何对待的,还更广泛地将穷人与水、水与情感,当然还有作为自然与水的人类的动物性身体放在一起看待。

　　等级性的二元对立论在政治学和心理学上均有体现,前者通过社会经济学结构,后者则见于普拉姆伍德所说的“宗主模式”身份,即一种具有性别色彩的理性/自然二元关系,集中关注种族/阶级/性别/物种/性欲意义上的特权交集。⑦分离自我与他者的二元论的逻辑结构,在心理学和政治学上都通过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假定来得以保存。这一逻辑结构具体包括:(a)将他者置于背景中或者拒认对他者的依赖,如“我建了这座房子”通常意味着言者聘请了一位建筑师并雇佣了劳工来造房子,这便是阶级歧视的一个例子;(b)彻底排斥,或是自我与他者的极端分离,有时这仅仅基于单一特征,如种族或性欲,如“我可跟那些基佬不一样”(同性恋歧视);(c)并含(incorporation),他者的定义主要取决于与自我的关系,如“那位就是夫人”(性别歧视);(d)工具论,或对象化,他者毫无内在价值可言,如“梁柱松”⑧(人类中心主义);(e)均质化,或陈见化,如“黑人都很有节奏感”(种族歧视)。⑨

　　普拉姆伍德(1993)关于宗主模式及其转型需要的理论,揭示出生态女性主义的两大宗旨:其一,文化的、生态的和经济的民主,一种社会关系内的公正形式,要求尊重不同种族的人类之间,与其他物种以及与地球的相互依存;其二,建立关于人类身份的转型心理学,以谋求重塑自我的概念,摈弃自由主义思维的原子论,转而构建一种更加生态、因处于关系之中而需要与他人相互依赖的自我。

　　西方文化中女性的地位及受到的对待,在象征、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意义上都与自然所受到的对待一脉相承,本文正是基于这一生态女性主义假设,来探讨女性与水的处境是如何与原住民及土地本身的境遇丝丝相扣的。为此,本文检视了体制化结构对北美水与能源的分配的控制,因为能源的产出与分配,是西方文化将女性、原住民、穷人以及水作为资源加以利用的方式之一。作为生态女性主义的分析工具,普拉姆伍德的宗主模式有助于解释环境正义理论批驳的三大现象的交集点,即环境性别歧视、环境种族歧视和环境阶级歧视。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