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直播时代的考古（图））

　　日前，两段直播视频让考古发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加上热门网剧《鬼吹灯之精绝古城》的播出，更让“考古学”这一神秘甚至有点“小众”的学科成为普通观众追议的热门话题。实际上，考古的现场“直播”已经经历了多年的实践与探索，在新媒介的传播途径下，从着力“推广”到应对“围观”，从阐述价值到完成保护，公共考古学的内涵和要求也在当下悄然发生着变化。

　　网络直播让考古“接地气”

　　“参观”发掘已有十几年历史

　　2016年12月30日，考古人员打开河南信阳18号战国楚墓发掘的内棺后，发现了一具男性尸骨和弓、一双27厘米的鞋底、残碎织物等物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把古剑，虽然剑鞘沾满淤泥，但从剑鞘抽出来的“宝剑”寒光乍现，跨越2000多年仍锃亮无比，沉睡两千多年的“宝剑”出鞘让现场考古人员十分震撼。

　　就在当天，河南考古发布的2000多年宝剑出鞘视频播放了近900万次。从古墓里端出一锅“牛肉汤”到沉睡千年宝剑“出鞘”，河南考古都以微博直播形式发布考古发掘现场真实情况，引发了数百万网友的关注、热议和赞赏。

　　前不久的海昏侯墓发掘工作同样从“直播”到“展览”，让网络传播方式成为考古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屡屡出境的现场考古人员甚至被送上了“考古网红”的“头衔”。

　　在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高蒙河看来， “海昏侯墓现象”是将考古专业转换为文化传播的一个成功案例，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此外，它也是一种社会性的现象，通过大众传媒、自媒体等多种传播手段，考古发现走出了“象牙塔”，使高雅文化更“接地气”。

　　事实上，现场直播考古并非兴起自网络时代，通过电视直播考古有着更为成熟的探索与模式。2000年8月20日和2001年6月3日上午，中央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东方时空特别节目，先后对我国北京郊区老山西汉墓葬遗址和云南澄江县抚仙湖水下古建筑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进行了现场直播。两次直播分别开创了我国广播电视实践活动中的新纪录：前者是第一次陆上考古发掘直播，后者则是首次水下考古发掘直播。两次直播均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也让电视直播成为考古的新常态之一。此后的敦煌考古、曹操墓考古、南海一号发掘现场，现场直播都贯穿全程重要节点。

　　从“现场感”到“现场看”

　　内容越发活泼丰富

　　比起如今网络直播，电视直播作为曾经唯一的直播途径在当年有着十分复杂的要求和程序。以2004年的一场电视直播为例，电视直播陕西韩城梁带村两周墓群考古发掘现场，据资料显示，这次直播准备工作前后历时5个多月，除了图像拍摄、信号传输、后勤保障等工作，“先后4次召开直播工作会议，编制直播文本并10易其稿，最终形成正式直播脚本。”当然，这次直播也让这个不大闻名的“司马迁故里”在当年收获了1天时间网上点击韩城就多达21万余次的热度。

　　而当年备受争议的敦煌考古电视直播，仅电视台的参与团队就有120人之多，与如今网络直播“简单”与“快捷”不可同日而语。

　　之后，各种精心策划也让考古直播变得生动、活泼，除了技术要素，还运用多种电视手段，如现场、访谈、短片、模型、电脑特效等，让观众感兴趣。2008年，上海广富林考古是上海地区第一次在田野大规模直播考古发掘现场，直播方进行了详尽的准备。节目中，不仅用技术还原远古上海人的生活方式、上海先民的生活场景，并对诸如洛阳铲、地质雷达、碳十四分析仪、水筛法等进行了介绍，甚至还邀请了学者余秋雨做现场解说，可以说是把直播“快餐”当做了“文化大餐”来做。

　　“现场感”也越来越成为考古直播的趋势。2015年在对西洋楼遗址区养雀笼进行考古时，圆明园就首次开放了考古现场，去年的远瀛观考古则是圆明园第二次向公众开放。 过去，一旦有考古工作，现场会被封闭，游客根本进不来，而在远瀛观遗址和平时并没有什么区别，游客隔着距考古现场1米左右的栏杆可以清楚地看到工作人员在做什么。

　　“娱乐化”与“大众化”界限何在？

　　合法直播也有“隐疾”

　　对“直播”是否合理，在学界一直有着激烈的争论。在敦煌壁画当年的直播现场，就有观点认为，虽然只有少数人进入核心区域，尽管有关方面也会注意文物保护工作，但这样的活动或多或少会对文物造成人为影响。而在直播过程中，由此带来的声音和光照变化同样会对文物的保存条件带来负面影响。我们从电视上只会看到3天、6个小时的现场直播，但有关方面所需要的准备工作却很多，对文物的影响时间也要长得多。

　　而作为未发掘的全新领域，即便对专家来说，恐怕也没有完全摸准这些文物的“脾气”，以及需要注意的事项，如果在这个时候允许非专业人员进入并拍摄，就很难保证不出现什么意外情况。如果“直播”不够慎重，也是与有关方面想更好地保护文物、普及相关知识的初衷相违背的。

　　在一些考古学学者眼中，考古过程的直接呈现未必是一件好事。直播考古如同“手术现场”，结果也是未经研究和考证的，这样直接公布或许可能有违科学传播的准确性原则。而且现场往往并非如小说或电影中展现的“精彩”，如果简单直播，恐怕会让不了解背景的观众失望。

　　更值得一提的是，是否应进行“直播”，也要符合法律规定，“制作考古发掘现场专题类、直播类节目与考古发掘中的重要发现对外公布审批项目”是需要进行行政审批的，要经过文物主管部门的审核。

　　海昏侯墓考古队领队杨军就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工作的本质就是科学研究。“现在似乎成为一个娱乐话题，但考古学不能因此被娱乐化。之所以频频在媒体上曝光与考古相关的种种活动，是希望将考古学家在做什么告诉大家，并在第一时间分享我们的科研成果。当代的考古学能走出学者的象牙塔，迈向 公共考古 的范畴，这也是考古学发展到今天的另一项使命。”

　　“公共考古”进入发展期

　　民众应该有“角色”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杭侃认为：“考古遗产的保护需要政府的介入和社会、公众的支持。这就要求考古学界必须向社会阐明考古学的意义和考古遗产的价值，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考古遗产保护中。”出于以上多种原因，国际上开展了许多面向社会和公众的考古活动探讨和实践，欧美学术界逐渐形成了公共考古学这个研究领域。

　　在杭侃看来，经过近10年的摸索和发展，我国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者转变了理念，认同并尊重公众拥有了解、接触和利用考古遗产的权利，认同考古研究的成果应该尽快转化为社会知识。因为只有这样，专业的学术研究才真正具有社会价值。新媒体在传播公共考古知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目前状况看，公共考古学涉及的内容主要是考古学的科学普及，而考古学的科学普及所体现的考古学与公众的关系主要是单向度的，公众是受众而不是参与者。事实上，考古学的科学普及只是公共考古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并不是全部内容。如果我们把公共考古学仅仅理解为考古学的科普教育或者大众化，实际上就忽视了公共考古学的公共性、政治性和伦理性。

　　但目前我国考古学界在这些方面的理论探讨和研究还比较少，今后应该在这些领域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总之，我国公共考古学应在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下探讨考古学与社会、公众的关系。公共考古学的发展会促进考古学者转换思维，批判性地反思学科伦理，扩展研究视角，关注考古学所处世界的现实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考古学是推动考古学不断发展完善的重要机制，也是提高全民智识和审美水平的重要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王巍也坦言，考古的最高理念是大家都要参加。他指出，考古有研究、保护、利用等不同层面，“在保护和利用层面，民众可以有他们的角色”。

　　本版整理撰文 回振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