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四十余年间，日本学者对云冈石窟进行了长期的调查，尤其是1938年至1944年的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前身）的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学者，对中国大同的云冈石窟进行了全面调查、记录及实测工作，并辅以小范围发掘，获取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日本战败后，经过水野清一、长广敏雄数年的整理和研究，于1951年至1956年陆续刊布了16卷32册的大型考古调查报告《雲岡石窟：西暦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国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学的調査報告》（日英文对照版），成为迄今为止云冈石窟最为全面系统的调查报告，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

　　然而，因为种种原因，这部大型考古调查报告的印刷量非常少，且并未公开发行，中国国内只有少数几家单位有藏，熟悉这部报告的也多限于相关专业和领域的人士。在科学出版社东京分社的积极推动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于2012年开始编译中文、日文版的《云冈石窟》，计划共出版二十卷。中文版的第一期（一至七卷）于2014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第二期（八至十六卷）于今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自此，原1951-1956年版的《云冈石窟》在时隔60年之后，首次以中文版的形式问世，而包含原十六卷报告未收录的珍贵照片、拓本、实测图1300余幅，以及收录云冈石窟研究代表性论文的第十七卷至第二十卷也正在编辑之中，不日便可问世。在中日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这部学术巨著真正做到了再现与完璧。

　　《雲岡石窟：西暦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国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学的調査報告》

　　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编著，十六卷三十二册，1951～1956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出版。八开精装，珂罗版精印，非公开发售，无定价。

　　《云冈石窟（中文版）》第一期

　　水野清一、长广敏雄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译，一至七卷共十五册，科学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八开精装，定价26600元。

　　《云冈石窟（中文版）》第二期

　　水野清一、长广敏雄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译，八至十六卷共十八册，科学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八开精装，定价29800元。

　　长期全面的学术调查

　　位于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是中国三大石窟之一，世界文化遗产地，开凿于北魏都平城时期，是由皇室和高僧经营的国家石窟大寺。云冈石窟开创了中原地区石窟寺雕凿的先河，在中国石窟寺雕塑艺术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和重要的学术价值。宿白先生评价云冈石窟“影响范围之广和影响持续时间之长，都是任何其他石窟所不能比拟的……在东方早期石窟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对它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研究东方早期石窟的关键……”

　　正因为如此，这座佛教艺术圣地在二十世纪初便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1902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到云冈石窟进行了考察，并意识到云冈石窟的重要性，同年发表了云冈考察报告：《北清建築調査報告》和《支那山西雲岡の石窟寺》。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从1907年开始，陆续调查了云冈、龙门、巩县和山东济南石窟造像，于1915年在巴黎出版了《北中国考古图录》，其中有关云冈石窟的图版是最早的一批图像资料。1925年，瑞典学者喜龙仁编著的《中国雕刻——从五世纪到十四世纪》一书，以及1926年日本学者关野贞、常盘大定编撰的大型图录《支那仏教史蹟》（第二辑），都著录了有关云冈石窟的图版。

　　然而，真正对云冈石窟进行全面系统调查和研究的，则是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前身）的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学者所进行的全面调查、记录及实测工作，并辅以小范围发掘。这项工作从1938年一直持续到1944年，日本学者调查了云冈石窟大大小小的所有洞窟，对其进行实地测量，并拍摄照片、制作拓片。另外还发掘了石窟前面和周边的部分建筑遗址，试图厘清寺院的整体景观。在这7年时间里，他们获取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包括照片、拓片和手绘的实测图。仅照片一项，目前保存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就包括大型玻璃底版（164毫米×120毫米）4037张、小型玻璃底版476张、120胶卷底片3666张、35毫米胶卷底片3385张，总计11564张，以及水野清一在1938年用16毫米电影胶卷拍摄的2卷计35分钟的影像记录。所有这些，都为以后大型考古报告的出版奠定了充足的资料基础。

　　但是，日本学者的这项长期调查工作，正值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他们能够在云冈石窟如此不受限制地工作，和当地被日军占领和控制，以及受到日本当局和殖民机构的资助有直接的关系。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二学者在报告的序言中写到：“昭和十三年（1938），因大同方面的社会秩序已基本稳定……对云冈石窟进行了调查。昭和十四年（1939）从外务省获得特别研究费，华北交通株式会社也资助了部分调查费用……昭和十八年（1943）大同煤炭株式会社也开始资助一部分调查经费。昭和二十年（1945），战火蔓延至日本近旁，没有机会再赴中国大陆。”从目前的资料来看，这些日本学者可能并非有意为日本当局的侵略政策服务，长广敏雄曾一度因其左倾思想而被禁止离开日本赴云冈调查，调查团的有些日方队员也在期间被强征当兵，死于战场，同样成为战争的受害者。但就调查工作本身而言，无疑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

　　第一窟南壁东龛（左：1923年摄，右：1944年摄）图中坐于座榻上的维摩像，其头部1923年拍摄时尚存，1944年拍摄时已经缺失，现藏于洛杉矶艺术博物馆。

　　跨越战争的考古巨著

　　1945年8月，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云冈石窟的调查工作也基本停止。调查团员带着获取的大量资料回到日本。在日本战后百业凋敝，物资匮乏的情况下，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二位学者随即着手资料的整理和报告的编写工作。经过数年的不懈努力，于1951年至1956年陆续刊布了16卷32册的大型考古学报告《雲岡石窟：西暦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国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学的調査報告》。

　　这部报告的前15卷，每卷分文本册和图版册，第16卷为补遗和索引各一册。每卷的文本册以日、英文前后对照的形式，收录了对云冈石窟各窟的详细文字描述、拓片和实测图，各卷均附有专题研究论文；图版册则收录了大量珍贵照片。

　　这部堪称巨著的考古调查报告，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正如2014年版《云冈石窟》（中文版）“序一”中所说的那样：

　　这部专著卷帙浩大，内容广博，它全面总结了过去的研究成果，在云冈石窟开凿背景、渊源、开凿年代等问题的研究上都有了新的突破，是20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研究云冈石窟集大成的代表作。

　　虽然《雲岡石窟》面世已经半个多世纪，现在看来，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明显不足，但作为第一部大型云冈石窟考古报告，也是至今唯一的一部，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其一，丛书中大量早年清晰的图片和准确的实测图，与今日所见云冈石窟已经有了较大的差别，一些造像业已破坏或消失。因此，该丛书不但是目前研究云冈石窟最重要的资料，也是研究云冈石窟这一世界文化遗产自然与人为破坏进程，制定科学保护规划的重要资料。其二，这部丛书的研究部分，成为云冈石窟乃至中国石窟寺考古的重要参考。由此引起的学术思考、争论，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乃至东亚佛教考古的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经济尚未恢复，物资相对匮乏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这部报告依然维持了日本以往对此类书籍的出版传统，保持了非常高的出版水平。如对报告中海量的图版不惜工本，采用了昂贵的珂罗版印刷；八开精装，用纸考究，大气美观。正因为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这部巨著在当时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京都大学教授冈村秀典在《云冈石窟》（中文版）“序二”中提到：“此书在日本人文科学领域都可以称得上是空前绝后的伟业。在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旧金山和会上，时任吉田首相将刚完成不久的首发版本（第八窟）带去，向世界展示了日本在战中、战后严峻情形下推进的学术研究成果。这段轶事传闻至今。两位先生由于做出的巨大功绩，1951年被授予朝日文化奖，1952年又被授予了日本学士院奖恩赐奖。”1975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在1957年中方返还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刊布了《雲岡石窟續補?第十八窟實測圖》。

　　第五窟明窗西侧

　　第五窟南壁东方浮雕塔形实测图

　　中日合作：六十年后的再现与完璧

　　虽然这部报告在学术界具有很高的评价，但因种种原因，仅作内部发行，且印量极为有限，仅印了200部，多存于日本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流于民间或存于国外者甚少。在中国国内，仅有少数几家图书馆和研究机构珍藏有此书。其结果就是，国内学者对这样一套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佛教考古和艺术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资料，查找阅读起来殊为不易，也直接影响了其在国内应有的知名度。近几年该书有几次出现在国内拍卖会上，均以几十万元的高价成交，更令人望而却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