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旧唐书·王毛仲传》记载唐太宗贞观时期，选拔官户及“蕃口”少年骁勇者，著虎纹衣，跨豹纹鞯，每次游猎令持弓矢于御马前射生，跟随射猎禽兽，号称“百骑”“千骑”，后来演变成为羽林禁军的一部分，“少年从猎出长杨，禁中新拜羽林郎”。这种“蕃口”骁勇者或许就是胡人。

　　钱起《校猎曲》：“长杨杀气连云飞，汉主秋畋正掩围，重门日晏红尘出，数骑胡人猎兽归。”因此在我们看到的唐代狩猎队伍一群人中，夹杂着几个满脸髯须的胡人，不由想到来自西域中亚的胡人训练鹰犬非常在行，“五年驯养始堪献，六译语言方得通”。也许就是向唐朝进贡助猎动物时就被留下来的“猎师”。

　　在1991年西安金乡县主墓中出土的彩绘俑中?3?，八个狩猎俑就有五个深目高鼻胡人形象者，两个骑马抱犬男胡俑，两个骑马架鹰男胡俑，一个骑马带豹男胡俑。还有一个骑马带猞猁的女俑虽不是胡女像，但更趋于北方民族“蕃人”形象。

　　〔图二十三〕胡人骑马袒肩抱犬俑

　　1.胡人骑马袒肩抱犬俑〔图二十三〕，胡人高鼻深目，络缌浓髯，双眼圆瞪，张口露齿作呵斥状，袒裸粗壮左臂作有力握拳形象，他怀抱蜷卧的猎犬，而猎犬则机警地聆听着胡人的呐喊声，淋漓尽致地刻画了狩猎者粗犷剽悍性格。

　　〔图二十四〕胡人抱犬狩猎俑

　　2.胡人抱犬狩猎俑〔图二十四〕，胡人髯须较短，但仍是满脸缌络，左手握举勒缰，右臂捋袖抚抱猎犬，高鼻深目直视前方。

　　〔图二十五〕胡人狩猎携豹俑

　　3.胡人狩猎携豹俑〔图二十五〕，胡人髭鬍卷曲，目光炯炯侧头远眺，右手后甩策马，左手前伸控缰。身后圆形垫毯上趴伏的猎豹，后腿弓起，耸尻敛肩，好似立刻要扑向猎物，这只猎豹外观高雅而均称，肌肉发达，臀部中等，腿长有力，眼大警惕，显示出速度、力量和平衡性的和谐。

　　〔图二十六〕胡人擎举鹰鹖俑

　　4.胡人擎举鹰鹖俑〔图二十六〕，胡人随从小臂上擎起一只鹰鹖，从这种鹰鹖体形来看，追击苍鹭、野鸭等猎物快速且勇猛。鹰鹖性格乖顺服从，被誉为具有贵族风范。《朝野佥载》卷五说喜爱狩猎的唐太宗自己饲养的一只白鹘，号为“将军”，经常让这只隼鹘在殿前驱杀燕雀。自古以来白羽毛的隼鹖就是最珍贵的猎鹰，刘禹锡《白鹰》：“毛羽翩斓白贮裁，马前擎出不惊猜。轻抛一点入云去，喝杀三声掠地来。绿玉嘴攒鸡脑破，玄金爪擗兔心开。”

　　〔图二十七〕胡人架鹰狩猎俑

　　5.胡人架鹰狩猎俑〔图二十七〕，深目高鼻的胡人无髯须，头发中分梳挽成辫髻横盘脑后，右手架鹰注视前方，似乎正在寻找猎物准备放鹰，一幅紧张的神色。按照古代驯猎方法，猎鹰可分为冲出去、扑出去、放出去几种方式，所以有投鹰人、抛鹰人和放鹰人的区别。

　　〔图二十八〕携带猞猁狩猎女俑

　　6.携带猞猁狩猎女俑〔图二十八〕，女俑头梳倒垂双髻，弯眉朱唇，腰系长条粮袋，足蹬黑色高靴，身后花毡上蹲踞着一只双耳直竖猞猁，目视远方显得聪明伶俐，文静中透着机敏，猞猁也是狩猎不可或缺的助猎工具，比猎豹容易饲养与训练，西亚波斯人一贯以最善于调教猞猁而闻名。

　　〔图二十九〕驮获猎物女俑

　　7.驮获猎物女俑〔图二十九〕，女俑头梳垂髻，侧脸抬头露出自信神态，内穿半臂外着圆领窄袖袍，左手控缰，身后驮有猎物，究竟是死鹿还是野羊不好判断。

　　〔图三十〕骑马狩猎胡俑

　　8.骑马狩猎胡俑〔图三十〕，胡俑头戴黑色幞头，双目圆睁，身微前倾，低头直视前下方，右手前指，似乎发现了猎物动静。或许这个胡人是专门侦察、侍守的猎师，头顶骄阳，身临风险，经验异常丰富。

　　这些狩猎俑表现的是正在出猎的情形，他们连骑缓辔，停马驻立，似乎是在等待主人的指令。从狩猎人只是架鹰携鹞、带猞猁、载猎豹，而未携弓、提弩、持刀来看，他们都是些随从主人狩猎的扈从，属于主人侍陪类奴仆，而且各有分工，各司其职，真正的主人始终没有露面。仅从不到十个狩猎随从来看，不可能出现“围猎”那样盛大规模的狩猎场面，而是高度凝练了狩猎的典型场面而已。从狩猎俑机警的神态和动作分析，他们似乎是在寻找猎物，或做着狩猎前的准备。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狩猎群体中有两个女性骑马者。李白《幽州胡马客歌》：“妇女马上笑，颜如赪玉盘，翻飞射鸟兽，花月醉雕鞍。”王建《宫词》：“新鹰初放兔犹肥，白日君王在内稀；薄暮千门临欲锁，红妆飞骑向前归。”韩偓《从猎》：“猎犬喑斜路，宫嫔识认旗。马前双兔起，宣示羽林儿。”“小蹬狭鞭鞘，鞍轻妓细腰。有时齐走马，也学唱姣姣。”女性骑马狩猎在北朝就已经盛行，“后主猎廽初按乐，胡姬酒醒更新妆”（韩偓《北齐》）。从考古出土观察，这些骑马的女乐伎手弹箜篌、持拨琵琶、口吹筚篥、敲钹奏乐，与骑马狩猎俑摆放在一个壁龛里，似乎是猎获凯旋状况。有个朱唇微笑的双髻女俑的身后还横驮一只死鹿，这是后世狩猎图中没有的描绘情景。这些女性是汉人女子还是唐诗中描述的“裹头蕃女”尚难确定，唐文宗太和九年（835）五月辛酉“入朝回纥进太和公主所献马射女子七人，沙陀小儿二人”。由此可见，当时专门进献的马射女子是回纥女性。杜甫《哀江头》：“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齿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当然宫苑里也有宫女内人用软弓学习射猎鸭鹅等水禽，“射生宫女宿红妆，把得新弓各自张”（王建《宫词》）。但她们是为了陪同皇帝游玩，并不是真正狩猎。

　　王建《宫词》：“粟金腰带象牙锥，散插红翎玉突枝；旋猎一边还引马，归来鸡兔绕鞍垂。”韦庄《观浙西府相畋游》：“十里旌旗十万兵，等闲游猎出军城。紫袍日照金鹅斗，红旆风吹画虎狞。带箭彩禽云外落，避雕寒兔月中惊。归来一路笙歌满，更有险娥载酒迎。”这种射禽逐兽大有收获后的凯旋，使得野外宴会推向另一个欢聚高潮，众多随侍架火烤肉，搬酒举杯，欢呼拜舞自论功，收获猎物不多时还要地方官员杀牛宰羊提供野宴所需。每次狩猎收获都是很高兴的事，张祜诗云：“残猎渭城东，萧萧西北风；雪花鹰背上，冰片马蹄中。臂挂捎荆兔，腰悬落箭鸡；归来逞余勇，儿子乱弯弓。”狩猎收获兴奋地记录在诗歌之中。

　　唐代狩猎之风影响极大，诗人文士也经常观猎为荣，并以此为题材创作了大量的诗词。如李白《观猎》：“太守耀清威，乘闲弄晚晖。江沙横猎骑，山火绕行围。箭逐云鸿落，鹰随月兔飞。不知白日暮，欢赏夜方归。”王昌龄《观猎》：“角鹰初下秋草稀，铁骢抛鞚去如飞。少年猎得平原兔，马后横捎意气归”。杨巨源《和裴舍人观田尚书出猎》：“圣代司空比玉清，雄藩观猎见皇情。云禽已觉高无益，霜兔应知狡不成。飞鞚擁尘寒草尽，弯弓开月朔风生。”姚合《腊日猎》：“健夫结束执旌旗，晓度长江自合围；野外狐狸搜得尽，天边鸿雁射来稀。苍鹰落日饥唯急，白马平川走似飞；蜡节畋游非为己，莫惊刺史夜深归。”张祜《颜郎中猎》：“忽闻射猎出军城，人著戎衣马带缨，倒把角弓呈一箭，满川狐兔当头行。”杜牧《赠猎骑》：“已落双鵰血尚新，鸣鞭走马又翻身，凭君莫射南来雁，恐有家书寄远人。”张祜《观徐州李司空猎》：“晓出郡城东，分围浅草中。红旗开向日，白马骤迎风。背手抽金镞，翻身控角弓。万人齐指处，一雁落寒空。”薛逢《观猎》：“马缩寒毛鹰落膘，角弓初暖箭新调。平原踏尽无禽出，竟日翻身望碧霄。”韦庄《观猎》：“苑墙东畔欲斜晖，傍苑穿花兔正肥。公子喜逢朝罢日，将军夸换战时衣。鹘翻锦翅云中落，犬带金铃草上飞。直待四郊高鸟尽，掉鞍齐向国门归。”特别是北方蕃地“看猎临胡帐，思乡见汉城”常常是胡汉飞骑相驰逐，臂鹰捧隼侍猎围，场面壮观。

　　对那些能装备齐全副狩猎行头的贵族王公来说，是非常值得别人羡慕与钦佩的。《开元天宝遗事》卷三记载：“申王有高丽赤鹰，岐王有北山黄鹘，上甚爱之，每弋猎，必置之于驾前，帝目之为‘决云儿’。”狩猎者骑着西域送来的骏马，带着中土百姓没有见过的猎豹，怀抱细长腰的波斯名犬，马背上配着中亚的圆毡毯，如果是手擎极为名贵的白锦毛胡鹰，跟随着高鼻深目的胡人“猎师”作为侍从，那是更为炫耀和显贵。难怪张广达先生说唐代风靡一时的豹猎“可以断定这是受到了西亚的影响”。

　　驯化禽兽的胡人猎师，其来源一直不明。据《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贡》记载各国进贡方物，除了献良马外，贡礼中屡屡出现狮子、猎豹、名犬等，如开元十年（722）“波斯国遣使献狮子”，“渤海献鹰”；开元十四年（726），“安国遣使献豹雄雌各一”，“康国王遣使献豹及方物”；开元十五年（727）“史国献胡旋女子及豹”，不胜枚举。目前还未见文献中关于动物驯服者的记载，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但我们也认识到渤海、靺鞨等东北地区奉献鹰鹖，安、康、米、史等中亚粟特国家都进献猎豹名狗，而且天宝六载（747）波斯一次献豹四只、大食献豹六只，数量较多。以此推断遣使朝贡的队伍里肯定应有助猎动物驯服者，他们至少是负责在运输途中照顾动物的。

　　唐代皇宫禁中有五坊宫苑使，《唐会要》卷七十八：“五坊，谓雕、鹘、鹰、鹞、狗，共为五坊，宫苑旧以一使掌之。”“开元十九年（731），金吾将军杨崇庆除五坊宫苑使。”其后朝廷重臣纷纷担任此职，争相为皇帝搜集行猎宠物以求受宠。大历十四年（779）五月诏：“鹰、隼、豹、貀、猎犬，皆放之。”当时为了豢养这些狩猎动物，专门设有“五坊户”供养禁中鹰豹犬之类，尽管我们不知五坊户中是否有入籍的胡人，但训练狩猎禽兽要达到“下攫狐兔腾苍茫，爪毛吻血白鸟逝”；大概少不了要有饲养专长和调教经验的胡人，如来自昭武九姓胡的安珍，即曾任内五坊使押衙。胡人从小耳濡目染，崇尚武艺，受到追逐动物的捕猎训练。正像高适《营州歌》：“营州少年爱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李益《胡儿歌》：“六州胡儿六蕃语，十岁骑羊逐沙鼠，沙头牧马孤雁飞，汉军游骑貂锦衣。”令狐楚《少年行》：“少小边州惯放狂，骣骑蕃马射黄羊”；刘商《胡笳十八拍》：“髯胡少年能走马，弯弓射飞无远近。”

　　从秦汉以来，中国人就已经掌握了捕捉和训练凶禽猛兽的技艺，雏鹰幼兽从小就开始被进行圈养驯服，但是比起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还是相差较远，来自东北供鹰的渤海人和驯服禽兽的西域胡人显然更有经验，野生动物调教需要长年积累人畜之间的信赖，依靠外来的行家里手是北魏隋唐以来北方地区王公贵族狩猎的普遍做法。况且助猎猛兽凶禽绝大多数不是出自唐朝本土，而是来自遥远的边荒绝域，其他游牧民族显然比中土汉人有着训练苍鹰、猎犬更高一筹的技艺。所以孙机先生指出“我国在狩猎中使用猎豹和猞猁的作法大约曾受到西方的影响，懿德墓壁画之牵豹人与金乡县主墓狩猎俑中都有深目高鼻的胡人，可以作为旁证。”

　　〔图三十一〕1998年9月美国纽约佳士德拍卖会上预展德唐代狩猎俑

　　在此简要补充的一部分资料是，1998年9月美国纽约佳士德拍卖会上预展德唐代狩猎俑，四件陶俑被西方人认为是伟大的自然主义的原型杰作，造型生动，彩绘鲜艳，颇有王维《出塞》之意境：“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山野火烧，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据说其来源于上世纪90年代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盗掘中，属于偷运出去流失海外的彩绘陶俑。这是一群或者称为一组的骑马狩猎俑，共有8个人，其中有4个胡人形象〔图三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