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国近现代150年是一篇跌宕起伏的伟大史诗。职业教育伴随着一个半世纪的强国梦，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发展之路，在时光流转中留下清晰的历史印迹。今天，我们编发此稿，为的是梳理中国职业教育走过的150年历程，纪念先行者，鼓励后来人。希望职业教育，为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开拓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努力。

　　晚清：职教发轫，抵御外侮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面对列强入侵，晚清政府被迫“师夷长技”，推行洋务运动以“求强”“求富”。兴办洋务教育，学习“西文”“西艺”，着力培养翻译、外交、律例、科技、电报、矿务、冶炼、机械制造、水陆军事等方面的专门技术人才成为当时要务。1866年，左宗棠奏请设立福州船政局，附设船政学堂，是为中国近代学校职业教育的开端。之后，具有实业教育性质的农、工、商、铁路、电报、蚕桑等各类学堂纷纷兴起。如张之洞所说“不讲农工商之学，则中国地虽广，民虽众，终无解于土满人满之讥矣”，确是当时情形之反映。虽然实业教育学制未定，各类学堂缺乏体系，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历程由此开启。

　　1902年颁定的近代首个学制《钦定学堂章程》虽未实施，但却将农工商矿等学堂首次统称为实业学堂。1904年正式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建立实业教育系统，分为纵向和横向两个体系，明确各级各类实业学堂的入学条件、修习年限和培养目标。地方推进实业教育亦有清晰认识和举措，时任直隶工艺总局总办、有“北洋实业权师”之称的周学熙提出著名的“工艺非学不兴，学非工艺不显”的“工学并举”方略。

　　民国初年，实利主义教育受到高度重视并被列为教育宗旨之一。蔡元培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强调：“实利主义教育，固亦当务之急者也”。当时的民国政府颁行《壬子癸丑学制》和《实业学校令》、《实业学校规程》，将实业学堂改称为实业学校，实业教育职业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当时，民族实业家倡导和推进实业教育蔚然成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近代民族实业家的典型代表张謇谓实业教育可达成救国之目的，“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苟欲兴工，必先兴学”。实业与教育必须齐头并进、共同发展成为那个时代的重要认识。到1916年，全国实业学校525所，学生30089人。

　　民国：职业教育，正式确立

　　“职业教育”一词始见于1904年山西农林学堂总办姚文栋所论“与国民最有关系者，一为普通教育，一为职业教育，二者相成而不相背”，意虽精到，但却飞鸿一瞥。直到民国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大发展不断推动传统产业结构发生变革，对职业人才的培养提出诸多新要求；欧美职业教育的飞速发展又给国内有识之士以全新启示，国人始将职业教育作为重要教育类型加以关注。

　　黄炎培是中国职业教育理论和实践探索者的典型代表。他明确指出仅在普通教育基础上强调实用根本无法解决中国问题，“今后之富国政策将取径于职业教育”。1917年，他联合47位同仁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引领和推进职业教育调查、研究和实践。由此，“职业教育”开始取代“实业教育”一词，并为社会所认可。

　　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思潮蓬勃兴盛。陆费逵、陈独秀、蔡元培、黄炎培、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蒋梦麟、顾树森、邹韬奋、廖世承、何清儒、潘菽、郑文汉等大批知识精英，虽然学术地位崇高、贡献巨大、社会活动广泛，但都曾对职业教育产生过浓厚的兴趣，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贡献过重要的成果。许多成果，时至今日仍然不失其熠熠夺目的学术光彩。

　　黄炎培在上海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梁漱溟的“邹平乡农学校”、陶行知的“晓庄学校”以及晏阳初的“定县教育实验”等具有深远历史与现实意义的教育探索，则是职业教育平民主义指导思想转化为实践的典范，其影响甚至远播海外。

　　1922年颁行的新学制，用职业学校取代实业学校，作为教育类型的职业教育在近现代中国正式确立。1929年颁布的《专科学校组织法》和《专科学校规程》是对职业教育制度进行的局部调整。1932年颁布的《职业学校法》则是对职业教育制度进行的全面充实和完备，职业教育制度不断中国化和本土化。

　　民国时期的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从无到有，几乎与世界现代职业教育同步并生。然而，军阀更迭、社会动荡、抗战军兴等时代因素又使职业教育步履维艰，无法持续稳定地发展，不仅时而停滞倒退，甚至许多发展成效刚刚显露便被破坏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