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朱赢(1983-　)，女，浙江杭州人，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　300071

　　内容提要：周制大学政教合一，并非仅为知识教育。大学的使命包括立贤、养老、礼治等，其秩序体现了宗法制的实施，同时大学也是礼乐制度付诸实施的核心机构。周制大学以德取材，入学资格不唯出身决定。大学的秩序显现了倚重德性而非智力、权术的统治正道。

　　关 键 词：西周 大学 教育 德性

　　大学作为一种“高等”教育在中国源远流长。然而古代的“大学”与今人熟知的现代高等教育在内涵和体制上实有不同。这首先要回归到对“大”字的理解。甲骨文中的“大”字形同一个直立的人，两脚立足土地，两手张开。①《说文》训“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段注：“可以参天地，是为大。”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故此想见，古代“大学”与天地之德及王道、王政的渊源。

　　“大学”二字，殷墟甲骨文中已有②，可见其年代久远。而有关周制“大学”的文字记载多见于《礼记》。或许在疑古思潮和现代理论的窥测下，类似文献显得不甚可靠。是否古代儒生乃至先贤可能蓄意“伪造”今人所谓的虚假“历史”？恐怕“经典”之于安邦治世、设教立人，自有“事实”之外的重大意义。姑且不论出土“史实”的佐证，经典归根到底并非真伪问题，正如理性尚不能使神性灰飞烟灭。

　　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此言彰明圣贤志向：以文武之德、周公之礼为天下正义。“周制大学”之所以值得重审，终究在于其原道精神的承载。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天下秩序由何而来？王政、君权的合法性何在？大学之“大”指向“道”之大、“人”之大——既是为“大”，自当具备某种超越性：超乎具体术业而造就精神，亦超乎权力附庸而彰显道义。即便是笃定“三代无信史”的人，大概也难以否定一个礼乐时代的事实存在。而经典的形成亦是理想的天下秩序与人格品质之反映。某种程度上，经典就意味着大学的存在；这一存在超乎体制之外。并且，经典的确立也意味着历史随之步入一种确定性的言说——此种言说可能以超乎史实的方式呈现了更高的历史真实性。

　　一

　　“学”本指学习的场所。《礼记·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頖宫。”郑玄注“学”为“所以学士之宫”。③

　　《王制》篇所述大学的两个基本特点：

　　王制立学：学宫奉天子之命而立，作为专属的教育场所，“学”具备“官方合法性”，因而定当自上而下贯彻正统教育。《王制》篇中有“天子无事与诸侯相见曰朝，考礼、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此句虽非关“学”，却足见受命遵行的上下关系。但另一方面，唯王立学的深层意义还在于，立学以彰显王道——此“王道”甚至包含了“王”的合法性，《谷梁传》所谓“仁义归往曰王”。因此，大学与王政之间又不仅止于受命遵行的关系。

　　定名尊卑：作为教学场所，“学”置于各阶层而各有定名，此又显示周礼之严。郑玄于辟雍、頖宫后注“尊卑学异名”。据《礼记正义》，“辟雍”意为“明和天下”：辟，明也；雍，和也。“頖宫”的“頖”指“班”，郑注：“所以班政教也”。依命名亦可见周天子与诸侯国间的关系：一方面，天子之学地位至高独尊，诸侯之学是以礼下效，在思想和行事上都有其秩序；另一方面，所谓尊卑学异名，究辟雍、頖宫之意，其尊卑实质在于天子、诸侯各居其位，使命有所定分。

　　然而周制之“学”，其范围已不仅在天子都和诸侯国。《孟子·滕文公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礼记·学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则知周制有乡学。据孔疏《学记》④：

　　“家有塾”者，此明学之所在。《周礼》百里之内，二十五家为闾，同共一巷，巷首有门，门边有塾，谓民在家之时，朝夕出入，恒受教于塾，故云“家有塾”。《白虎通》云：“古之教民百里皆有师，里中之老有道德者为里右师，其次为左师，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艺、孝悌、仁义也。”“党有庠”者，党，谓《周礼》五百家也。庠，学名也。于党中立学，教闾中所升者也。“术有序”者，术，遂也。《周礼》万二千五百家为遂。遂有序，亦学名。于遂中立学，教党学所升者也。“国有学”者，国，谓天子所都及诸侯国中也。《周礼》天子立四代学以教世子、群后之子及乡中俊选所升之士也。而尊鲁，亦立四代学。余诸侯于国但立时王之学，故云“国有学”。

　　“《周礼》天子立四代学”，所指为虞、夏、殷、周四代。《王制》：

　　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

　　郑注“上庠”、“东序”、“右学”、“东胶”为“大学”，“下庠”、“西序”、“左学”、“虞庠”为“小学”。由是知周天子的大小学宫囊括四代传统，其余除鲁国外的诸侯国则仅立“周学”，于是“学”的内涵此时具有了伸缩性。即便同为学宫，国“学”之间却显差异。鲁学独尊于诸侯，显然与周公有关。“尊鲁立四代学”这一特例表明：学之尊卑不只是限于宗法等级问题，亦可能有某些“突破性”因素。此外，周制乡学定名亦值得推敲：庠、序作为前代学名，既立于天子学宫，又进入乡学系统，这本身就意味着“学”之于宗法等级的超越性。天下分封、诸侯林立，宗法等级不过是为政的基础。倘若宗法制的确起到过维系天下一统的作用，那也只能是一条脆弱的姓氏纽带。事实上，值先秦经典成文之际，宗法的脆弱性已暴露无遗。列国纷争，凭何景仰周召共和、成康之治？礼崩乐坏，又凭何尊尊、亲亲，使振兵释旅、天下一家？若非有某种更高的一致性，仅靠血缘宗法恐怕是无法治平天下的——而“学”正于此担当使命。

　　二

　　《礼记·文王世子》、《大戴礼·保傅》二篇皆记述天子教育。据文献，天子大学有五室四堂，方位上各占东、西、南、北、中。《保傅》篇引《学礼》⑤：

　　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则亲疏有序，如恩相及矣。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则长幼有差，如民不诬矣。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则圣智在位，而功不匮矣。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则贵贱有等，而下不逾矣。帝入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端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达其不及，则德智长而理道得矣。

　　上文提及的东学、南学、西学、北学即为四堂，各有定名，分时令开展教学。据孔广森：东堂为“东序”，乃养国老之学宫，“序”为夏代学名。西堂为“瞽宗”，乃祭先贤之学宫，“瞽宗”为殷代学名。北堂为“上庠”，乃典书之所学宫，“庠”为有虞氏学名。南堂为“成均”，为周学之正名；前文提及孔疏《学记》中的“时王之学”，即为成均之学，由大司乐掌管。“太学”则处于四学环绕的中心。

　　周制大学承担着比知识教育更为广阔的使命。考察《保傅》、《文王世子》、《王制》诸篇，可知大学除教书育人之外，至少还具备以下功能：

　　立贤：祭祀先贤几乎是大学最重要的仪式，《王制》篇指明祭先贤的目的为“上贤以崇德”。《文王世子》：“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周礼》规定，大司乐死后封为“乐祖”，祭于瞽宗，则说明“礼乐”为周制教育之根本。“上贤崇德”的表意下还深隐着另一层权威：先贤除了作为德行典范，更赋予了礼法的正当性。如《王制》篇记载，天子征伐“受命于祖，受成于学”，且征伐归来需将罪人带至先贤牌位前祭祀讯告，即是此种正当性的体现。

　　养老：养老于学的传统可追溯至有虞氏，虞庠的“庠”本义即为“养”。《王制》：“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孔疏引皇氏云：“人君养老有四种：一是养三老五更；二是子孙为国难而死，王养死者父祖；三是养致仕之老；四是引户校年，养庶人之老。”⑥大学作为养老的最高场所，于保养行为之外更有深意。《王制》、《保傅》等篇都提到天子的“养老礼”，应可视作礼教示范，所谓“明有孝”是也。且人君养国难死者父祖、养致仕之老，便也树立了贤人义士的崇高地位。

　　礼治：无论从大学的构成或礼法看来，学的根本目的就在实现王政。《白虎通·辟雍》：“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礼乐、宣德化也。”且周制大学文武不分，天子不仅立学授教，出征时亦在大学中制定军事战略：《王制》篇所谓“受成于学”，郑注为“定兵谋”。文治武治皆归于礼法，可视为西周统治秩序的精髓所在——它限定了人的身位与权力，即便天子亦在限定之内，有不得逾越之度轨。

　　周制大学可视作礼乐制度付诸实施的核心机构。成均之学作为周学特色，其教育意义立足于以“礼乐”治平天下。任何一种官方学术都可能被解释为政治附庸，“周学”也不例外。立贤以明德、养老以行孝，这些已然被纳入礼乐体系的价值观，又同时为宗法之嫡庶尊卑提供依据：立贤则尊卑显，养老则长幼分，其内在逻辑自然引向天命权威。由此而言，人自有生就不平等。周学以严格的礼法维护这种先天不平等，并从长幼尊卑的次第中构建天下一家的秩序。然而周礼精神之“尊尊”绝不仅是尊宗法权威。大学立贤、养老本身就带有对天命的限定，它昭示了君权与礼法间的次第：人可以因天命而尊，却不可因尊而逾天命。所以，宗法制与礼乐制互为依存。礼乐固然遵循宗法秩序，但宗法亦不能失礼而独善。在礼崩乐坏之后，宗法凭何持守？德性一旦堕落，强力便为欲望松绑。王道衰落而霸道横行，弑父弑兄的篡夺不仅不足为奇，甚至可能不足为恶。因此，严格来说，礼乐制所构建的道德秩序并不“柔美”。尚德不是美感，而是法度。周代先贤显然深谙王道：“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尚书·泰誓》)，宗法权威纵然取自天命，但天命所系实在民心。否则，武王伐纣又何以正当呢？“惟天惠民”，既然是如此“正义”成全了殷周改朝换代，那么周礼可谓大势所趋。“周学”作为此种必然性的承载，其所传之道、所造之材应有超乎于政治、权力的另一番格局。

　　《保傅》篇专述周成王的教育，可视为“周学”的最高示范。“保傅”是太子的老师，亦可理解为一种教育制度，《文选注》解释为“傅训保养”⑦。据《保傅》篇记载，太子由三公、三少教养，时间跨度自襁褓中直至既冠成年。“三公”为太保、太傅、太师：保为“保其身体”，傅为“傅之德义”，师为“导之教顺”。“三少”为少保、少傅、少师，与太子同居息，为三公副职。太子入小学前，三公三少负责导习孝仁礼仪，并对生活环境严加甄别，确保太子不接触到恶人恶行，所谓“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视右视，前后皆正人”。

　　《保傅》篇并未明确涉及具体学习内容，但教育目标却清晰可见：“天下之命悬于天子……天子正而天下定矣。书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时务也。”天子之学正是致力于将太子培养成以正道担负天下的统治者——是“学成治就”这样的大学之道，而非自然权力构成了天子政治的根基。然而，即便“学”的目标在“治”，天子之学却不致力于掌权术。天子贵为天下之大，所受礼教甚严：

　　三代之礼，天子春朝朝日，秋莫夕月，所以明有别也。春秋入学，坐国老，执酱而亲馈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中鸾和，步中《采茨》，趋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于禽兽，见其生不食其死，闻其声不尝其肉，故远庖厨，所以长恩且明有仁也。食以礼，彻以乐。失度，则史书之，工诵之，三公进而读之，宰夫减其膳，是天子不得为非也。⑧

　　明有别、明有孝、明有度、明有仁，是天子不得为非——此等表率由天子身体力行，那么“有别、有孝、有度、有仁、不为非”显然就放置天下而成为举世恪守的准则。天子之学由此贯彻。且《保傅》篇明确了三公、三少之职，其内容包括教养天子的道德、礼义、应事、古典、学业、孝敬、言语、文辞、音乐、衣冠、饮食等等，亦可视为昭告天下的德行规范。《保傅》篇在记述这一部分时用了否定式陈述，如：“天子不论先圣王之德，不知国君畜民之道，不见礼义之正，不察应事之礼，不博古之典传，不闲于威仪之数，诗书礼乐无经，学业不法，凡是其属太师之任也。”此种句式在强调保傅职责的同时，又规定了天子必须如此，不得不如此。这既是赤子的德性教化，又是以德性匹配身份的威信；它仿佛暗示着在学成治就的路途中，根本没有谁能凭借天生的优越而驾驭礼法。表面看来，周学以礼法制度塑造人，但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礼法彰明了人的限度。人在礼法之中，须首先成为合乎礼法的人，然后得到礼法所赋予的身位，即便天子亦无例外。天子贵乎齐天，却不能随心所欲；甚至唯有比常人承受更大的约束，方可担当天下。王道如此。武王伐殷立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尚书·泰誓》)由此可见，周学传统必当志在圣贤视听，因为这本是西周立国的“正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