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洪捷，陕西西安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理论、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生教育，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历史考察，提出高等教育中的三种知识的分析框架，即通识性知识、学术性知识和职业性知识，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的传统教育进行了分析，发现三种知识在传统上处于一种非常独特的关系，呈现三个特征，即通识教育与意识形态的合一，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合一，通识教育与学术知识合一。换句话说，意识形态化的通识教育在中国传统的高等教育中占据了主导作用，抑制了学术知识和职业知识的发展。

　　关 键 词：通识教育 中国传统教育 知识

　　通识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通常是与专业教育一起来讨论的，而且通常会借用专业教育来定义通识教育，比如有人说通识教育是“非专业、非职业性的教育”或“指非职业性和非专业性的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健全的个人和自由社会中健全的公民”等。从历史上看，纽曼在19世纪中叶倡导通识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回应工业化和专业化教育蓬勃兴起之势。所以，讨论通识教育不能离开整个高等教育的框架，特别不能不考虑专业教育。

　　同时，讨论中国通识教育的传统，不能孤立地考察中国的教育，必须引入比较的视野。只有在中西比较之中，才能凸显中国传统通识教育的特点与问题。本文将从中西对比的角度，以知识为核心，尝试分析中国古代通识教育的特点。

　　一、三种知识及其在西方高等教育中的地位

　　中西高等教育所涉及的知识，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是通识性知识，即以个人修养为目的的知识，比如古代中国儒家的六艺或古代欧洲的七艺，以及英国的博雅教育；通识知识往往被视为更高级教育的预备性知识，重要的是，通识性知识的旨趣在于道德和人格的养成，不在于知识本身。第二是学术知识或理论知识，主要包括探索自然和人类活动的理论知识，比如古希腊哲学家们所关注的知识，以及洪堡等德国学者所关注的纯知识；学术知识重在探索真理，追求学理上的创新；现代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大致可以归于此类知识之中。第三是职业性或专业性知识，包括欧洲大学中神学、法学和医学知识，以及中国古代官学中关于天文历算、医学、法律的知识，现代高等学校中更有众多的以职业和工作领域为导向的职业性教育；职业性知识具有专门性的特点，重视实际功效和应用价值。

　　与此三类知识相对应，高等教育历来有三种不同的教育观念或教育模式，即通识教育、学术教育和专业教育。这三种教育源头不同，目标不同，过程不同，但又相互依存，相互渗透。讨论高等教育，这三者缺一不可。由于学术知识往往也具有专业教育的性质，因此经常被纳入专业教育的范畴。但从历史发展过程看，二者发展过程不同，基础不同，所追求的目标也不一致，不妨单列一类。

　　所谓通识性知识、学术知识和职业性知识的概念，不是出自某种理论的考虑，而只是实证性的描述概念，用于对迄今高等教育所传授知识的分类和概括，所以与现有的相关概念不尽一致。

　　在西方，大学从中世纪产生后，一直注重通识教育和职业性专业教育。艺学院担任传授通识性知识的任务，以七艺为主要内容，而神法医三个学院则从事传授职业性知识。通识性知识具有预科的性质，本身地位不高，所以艺学院又被称为初级学院，而三个高级学院由于与相应的职业相联系，而享有较高的地位。至于源自古希腊的理论性知识，其传统长期被淹没，甚至中断，相关的知识虽然在中世纪的大学中重新获得一席之地，但只是附设在艺学院之中，仍在通识性知识的范畴之内。

　　进入19世纪之后，欧洲大学中延续几个世纪的知识秩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变化是从德国的大学开始的。洪堡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建立文科中学，使其承担此前大学文学院所承担的传授通识性、预备性知识的任务，与此同时，大学文学院的知识经过科学化而得到专业化和专门化，文学院更名为哲学院，其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过去的初级学院成为大学的主导性学院。正如康德所说的，哲学院从为神学“捧提裙边的婢女”，上升为“为其仁慈主人高擎火炬的婢女”。①这为学术知识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学术知识也成为德国19世纪大学的主导性知识，并进一步成为现代西方知识体系中的核心组成部分。所谓理论性知识涵盖通常所说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与此同时，传统的专业性知识在大学中仍享有重要地位。另外，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职业性和专业性知识空前增加，突破了传统大学的框架，催生了大量新型的高等学校和新型的职业性院系(如工学院、管理学院、新闻学院、教育学院等)。在英美等国，在学术知识地位不断提高的同时，通识性知识仍然受到高度重视，或者说在新的高等教育体系中获取了新的合法地位，并形成了通识性知识、学术知识和职业性知识三足鼎立的局面，在组织架构上则表现为本科学院、研究生院和专业学院的分立设置。

　　二、古代中国高等教育中的三种知识

　　反观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这三类知识的形成过程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则大为不同。以下简要回顾三类知识的特点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1.通识知识

　　中国古代正规教育滥觞于春秋之际的贵族教育，在孔子之前，诗书礼乐易等知识是贵族教育的基本教材。儒家继承了贵族教育的传统，建立了以六经为主体的知识体系。这一知识体系注重礼乐教育以及历史知识，“不过其所重不在知识的传递，而是德性培养和政治智慧的提升”②。

　　由于汉代实行“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所建构的教育内容及模式逐渐成为所有官学和私学的模板，影响深远。毫无疑问，儒家以克己修身为目的的教育完全可以称之为通识教育。所以，论者往往把传统的教育等同于今天所说的通识教育。

　　2.职业(专业)知识

　　中国的专业(或职业)知识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商周时代，作为“学在官府”的“学”就是专业知识。正如清代章学诚所说：“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③。在春秋战国时代，“学在官府”转向“学在四夷”，并在此过程中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通常认为，诸子百家的知识均来自相应的职业(官职)知识，如《汉书》所言，诸子之学皆出王官，为王官之学。基于官职的知识，其实是一种世袭的职业性知识、专门的知识。掌握或者传承这些知识的“士”可以被视为“一门技艺的专家”，如儒为礼乐专家，侠为战争武艺专家，方士为医卜或数术专家④。从古代的士农工商的传统“职业”结构看，士无疑是一种专门的职业，而其职业的基础就是他们所掌握的专门的职业知识。

　　唐代和宋代官学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持着远古的传统，在官学一体的制度下传授某些领域的专门的职业性知识，培养专门的人才。唐代的太医署就附设有医学学校，司天台附设有天文历数的专门学校，在宋代，医学、算学等也附设在相关的管理机构之内。

　　以数术方技为基础的实用知识原本也是基于官职的知识，但是在先秦学术兴盛时代之后，社会地位逐渐下降，未能进入主流的教育体系，只是在官学的职业性教育中、在较小的范围中得以延续，并以一种大众知识的形式在民间传播。

　　3.学术知识

　　中国学术知识出现是与士阶层形成同步进行的。在春秋战国时代，正值中国社会转型之时，是一个所谓礼崩乐坏的动荡时代，“救时之弊”⑤自然成为新兴的知识阶层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先秦的知识人无不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注重现实的政治社会问题，而较少关注纯的理论知识，因此，纯理论类知识发展非常有限，也未能在中国历史上形成独立的知识系统，更无纳入高等教育体系之可能。

　　现代科学与学术在西方虽然也出现较晚，但毕竟有若干传承的脉络，而在中国则缺乏起码的土壤条件。这也是通常被看作是中国没有出现现代科学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