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肖日葵，男，社会学博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文化资本，台湾社会结构。福建 厦门 361005

　　内容提要：文化资本是深化家庭背景影响教育获得研究的重要变量。通过家庭背景和文化资本，高雅文化资本与文化资源对教育获得影响的差异分析，验证了文化资本的直接效应假设、调节效应假设，以及教育再生产假设，揭示了连接家庭背景和教育获得之间最具隐蔽性和社会投资性的文化资本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家庭背景对教育获得产生直接影响；家庭背景效应部分以文化资本为中介发挥作用，教育获得差异部分是由于家庭文化活动如高雅文化活动、文化投资和文化氛围等差异导致；文化资本对教育获得也产生直接影响，家庭文化资本越高，受教育年限越长；当前文化资本影响教育获得以高雅文化排斥机制为主，人力资本机制为辅。另一方面，与家庭背景相比，文化资本对教育获得的影响更大，教育获得呈现间接再生产的趋势。

　　关 键 词：家庭背景 文化资本 教育获得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文化资本：我国城市中间阶层的生产与再生产”(11BSH028)与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文化资本与中产阶级地位获得”(2013C050)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16)2-0012-09

　　一、引言

　　哪些因素导致教育获得的差异？一般认为，个体的天赋和能力、学校、家庭背景可能影响教育获得。其中，家庭背景的影响更为学术界所重视。英国普洛登报告(Plowden Report)和美国科尔曼报告(Coleman Report)认为家庭对学业成绩的影响远超过学校因素，家庭背景比学校能更好地解释学生学业成绩差异，他们的研究成果使人们意识到并非学校质量而是家庭背景对学生的学业成绩产生重要影响。此后，西方国家出现了大量有关家庭背景与子代在校表现、学习成绩关系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结果大都表明，教育在社会平等之间所起的作用有限，家庭因素对子代学习成绩有相当大影响[1]。因此，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获得具有重要影响。

　　但如何界定家庭背景，即家庭背景包含哪些因素，同时在这些因素中，哪些要素又是最为关键成为研究者所关心并不断探讨的问题。近年来，随着布迪厄理论的实证化，尤其DiMaggio、Teachman、Ericson等学者对文化资本的操作化测量，家庭背景的文化资本维度越来为教育不平等研究所重视。目前国内相关研究仍然较为稀少，为此笔者拟在梳理文化资本概念操作化测量发展演化基础上，探究家庭背景、文化资本对教育获得各自的作用，以及家庭背景与文化资本相互之间的关系。

　　二、文献述评

　　(一)家庭背景与教育获得

　　家庭背景在不平等研究中经常被视为阶级起点(class origin)。探究家庭背景与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是教育不平等研究的核心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以布劳—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作为基础模型，不断改进家庭背景的概念框架、测量指标和研究方法，在基准模型即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基础上加入了社会心理变量，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等中介变量，来解释家庭背景因素对教育获得影响的因果机制。其中，布劳—邓肯模型关注的是家庭背景的社会经济地位维度，认为出身于家庭社会地位指数高的学生，其学业表现要好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低的学生；威斯康星模型关注家庭背景的社会心理学维度，研究发现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和职业期望，子女本人的教育和职业抱负成为考察教育获得的重要变量；科尔曼模型则关注家庭背景的社会资本维度，研究发现家庭社会资本，尤其是父母与子女间的亲密关系是促进子女学业成功的重要条件。因此，家庭背景影响教育获得的中间变量在研究中得到不断的深化。

　　近年来，家庭背景在国内教育获得研究中逐步被重视起来。教育不平等研究逐渐从考察制度变迁和个体作用，转到关注家庭背景的影响[2]。国内一些学者如张翼、李煜、李春玲、方长春等的研究，均验证了家庭背景对教育存在着显著作用。

　　李春玲指出导致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因素主要包括家庭背景和制度因素两个方面。其中，家庭背景指的是家庭拥有的社会资本(父亲职业地位)、文化资本(父亲文化水平)、经济资本(家庭收入)和政治资本(家庭成分)。研究发现，1978年之后，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程度逐步增强，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力不断上升[3]。李煜研究发现家庭背景(父母教育程度、父亲经济能力、权力特权和社会网络资源)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存在着三种不同模式，即文化再生产模式、资源转化模式和政策干预模式。研究发现，恢复高考后，家庭教育背景成为改革初期教育不平等的主要原因；1992年以后社会分化加剧，家庭阶层背景的效用显现，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转变为资源转化与文化再生产双重模式并存[4]。还有的研究表明，“与改革初期相比，改革深化期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通过家庭背景对个人教育年限的影响在不断增强。”[5]方长春以父亲和母亲的教育、收入与职业来度量家庭背景，并以此考察其对教育分流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家庭背景中的物质条件和非物质条件(家庭所提供或营造的文化条件)差异导致教育的分流[6]。

　　由上可见，家庭背景被认为是影响教育获得的重要变量。随着研究的深入，家庭背景操作化指标逐步扩大，包括了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等。同时家庭背景中的文化维度，如文化条件、父母教育等逐渐受到重视。但已有研究由于问卷变量限制，指标操作化测量较为简单，如文化资本简单以父母受教育程度来指标，缺乏理论指向。同时，家庭背景中的社会结构因素如单位和城乡差异对教育获得影响也无法体现。更为重要的是，家庭背景中某一关键维度与其他家庭背景指标之间关系尚未得到进一步的研究。基于此，笔者拟在较为全面测量家庭背景指标之后，深入分析文化资本与其他家庭背景变量之间的关系。

　　(二)文化资本与教育获得

　　早在1966年，科尔曼已经指出教育不平等的根源包括了家庭背景和文化背景[7]。与社会资本一样，文化资本也是家庭背景效应的重要中介机制。文化资本维度的研究极力批判家庭背景测量中单一的社会经济地位维度，认为文化因素也是家庭背景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文化资本维度的引入不仅能提高家庭背景作用的解释力，同时能将家庭背景效应的研究置于更广阔的社会结构视角。随着文化因素在不平等研究中的兴起，文化资本得到了极大发展，并表现出较强的理论解释力。文化资本研究的开创者是布迪厄(P.Bourdieu)，随后一些研究者如迪马吉奥(P.DiMaggio)、蒂彻曼(J.Teachman)、迪拉夫(P.De Graaf)等发展了文化资本概念。

　　1.高雅文化资本与教育获得

　　文化资本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文化资本是在批判教育功能论、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上提出来的。布迪厄认为仅从经济、投资和利润等纯经济视野来解释教育行动，没有考虑到家庭传统、阶级差异、社会结构、学术和教育制度、教育策略等社会与实践因素，不可避免地会遗漏最隐蔽的、最具社会决定性的教育投资即家庭所输送的文化资本[8]。布迪厄的实证研究表明，学生的学术行为与父母的文化背景紧密相关，经济方面的障碍不足以解释“教育死亡率”因社会阶级不同而产生的巨大差别；文化是影响教育获得的重要因素，通过家庭文化资本的作用，高阶层的家庭可以得到有利于学校学习的文化。因此，他们获得教育成功的可能性较其他阶层来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