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评价机制改革从“破旧”的一面看，就是要大力去行政化和去关系化；而从“立新”的一面看，则是要坚持学术导向和创新导向。

　　科学研究的目的和价值在于创新，高校是高层次人才的集聚地，理应成为“万众创新”的最前沿。但长久以来，由于中国高校行政和关系泛化现象十分严重，给科研评价带来了严重的内部人评价和简单化评价问题，阻碍了学术进步和学术创新。因此，高校“以改革促创新”的任务非常艰巨，科研评价机制的改革就是其中的工作重点和难点。

　　行政化和关系化问题突出

　　今年10月，我国著名科学家屠呦呦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然而，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却是一位“三无”科学家，即无留洋经历、无博士学位、无院士头衔。由此引起了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对当下我国科研评价机制存在问题的思考。

　　目前，我国在很多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这是不争的事实。社会科学研究的情况亦是如此。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一直大量延揽海外学成人才归国发展。许多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带来了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我们需要清楚的是，不是所有有海外学历的人都是高层次人才，不是没有海外学历的人就一定没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自然科学研究不同，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应特别注重中国特色，特别强调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但这些不能靠喊口号或拍脑袋或一两个专家说了算。就是说，一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是否具有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是否体现中国特色，需要在相关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专家公正的同行评议与科学的量化评估的基础上进行严谨审慎的评价，否则虽有良好的愿望，却只能流于空谈。

　　关于博士学位，这一点目前似乎已不是问题，因为随着前些年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超常规发展，现在的高校教师，至少是重点大学的教师已几乎全部戴上了博士帽。但从学术评价的角度看，博士与博士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职称评审是一个与学术评价密切相关的问题，有些高校晋升大量写作了高质量博士论文或博士期间发表了重要研究成果的新进教师为副教授，但却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研究成果都是研究生与导师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些研究生完成学业离开导师后并不一定自然而然地就具有了独立的科研能力。例如，在一些高校，这类“博士后”型副教授中有很多在获评职称后便偃旗息鼓，不再有新的重要研究成果发表。

　　在笔者看来，“三无”科学家荣获诺奖从一个侧面映射出行政化与关系化的学术机构管理机制问题，由此带来了科研评价中严重的内部人评价与简单化评价问题。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提倡外部同行评议和全面量化评估

　　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要解决问题就要抓住问题中的主要矛盾。有人认为，当下中国科研评价制度的主要矛盾存在于两种具体的科研评价方法，即同行评议和量化评估之间，而解决之道是彻底取消量化评估，代之以全面的同行评估。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任何科研评价方法和机制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缺陷，量化评估如此，同行评议也同样如此，问题在于能否探索出缺陷更少的新方法、新机制来代替。笔者认为，同行评议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内部人同行评议，一种是外部人同行评议；量化评估也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片面性量化评估，一种是全面性量化评估。

　　（一）内部人同行评议。内部人和外部人是企业经济学中的一对概念，这里借用于科研管理中。同行评议者如果和被评议者存在直接、间接或隐性的利益关系，则可称为内部人同行；反之，则为外部人同行。在我国高校，一方面，行政权力往往同时拥有学术权力，学术权力也积极向行政权力靠拢；另一方面，学术共同体并未真正形成，而由于历史文化因素影响，已有的学术共同体内部也存在大量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使得以此为基础的同行评议结果更多偏向于“官人”、熟人、“老人”、内部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盲目推行非量化评估的同行评议，可能会使学术评价失去最起码的客观标准，导致权力寻租、学术腐败等现象发生”。

　　（二）片面性量化评估。有些行政权力虽然戴上了学术权力的“白手套”，但对自身的公正性似乎自信心不足，只好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通过简单化的“数数”甚至非黑即白式的所谓“量化评估”来标榜自己的公正性。或者，有些学术权力因为艳羡行政权力，而学会了行政权力那种简单化的做事方式，也没有什么兴趣和更多的时间了解学术的科研评价。对这种“数数”式的量化评估，很多人已经口诛笔伐过，当然弊端很多，但笔者想强调的是对这种情况不能矫枉过正。例如，科技管理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因此对于社会现象的研究，只有计量分析是远远不够的，但没有计量分析也是万万不行的。这正如生产活动一样，既有技术问题，也有管理问题。有人说，量化评估是外行评价内行。实际上，量化评估对具体的研究领域来说是外行，但对科技管理而言却正是真正的内行。

　　（三）外部人同行评议。这里首先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即谁是同行，谁又是外部人同行。就前者而言，由于现代科技以及社会科学的发展呈现高度分化同时又高度综合的趋势，我们不能再像传统科研体制下那样，在对专业进行细分的基础上，只认定几个权威学者为评价者，因为这样做实际上容易造成“近亲繁殖”而不自知。笔者认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中参考英、美、德等国经验，长期实行的“小同行”（学科范围较窄）和“大同行”（学科范围较宽）相结合进行评议的方式非常值得借鉴。此外，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计量研究，还需要有第三类同行，即方法论同行，可包括逻辑、统计与数学方面甚至一些具有较高计量分析水平的自然科学和工程学方面的专家。那么，谁是外部人同行？前文所说的内部人当然不是，内部人所圈定外部人也不能算真正的外部人同行。在这方面，就近期而言，引入第三方评价是可行的。笔者认为，目前正在积极推进的中国科协所属学会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正是一个契机，其试点范围是否也能扩大到高等学校理、工、农、医及某些交叉学科（如情报学、心理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等）的科研评价和职称评审，进一步讲，其他社会科学专业的科研评价和职称评审则可由各级社科联逐步承接下来？当然，科协和社科联应该努力加强自身的能力、独立性和公信力建设，以更好地承担“第三方评估”这一新任务和新角色。

　　（四）全面性量化评估。作为科研评价量化评估的学理基础，现代文献计量学已远远超越了所谓简单化的“数数”，其计量方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引文分析（Citation Analysis）。论文的被引频次作为第一个文献计量学指标十分重要，因为被引正是同行评议最重要的一种体现方式。一般而言，一篇社会科学论文超过五年无人引用，就可被称为“死论文”。意思是这篇论文虽然发表了，但在同行中却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力，或者没有后人在这篇文章的研究基础上继续前进，因此可基本断定这篇文章为人类的知识积累作出的贡献极少。二是共引分析（Co-citation Analysis）。引文分析不是孤立的，其组成了一个动态的网络，对此网络各节点位置与关系的分析亦可运用于学术评价。这就是共引分析。比如，“中心中间性”（社会网络分析中的一个概念）较高的文献或作者往往被认为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和学术影响力。共引分析目前已成为文献计量学研究的热点，笔者近年来发表的几篇论文中，对所涉及领域的文献进行了共引分析，并对这些领域的主要文献、作者、期刊、关键词等按重要性或其他文献计量学特征进行了排序。三是替代计量学（Altmetrics）。其主要测度引文指标触及不到的领域，包括数据集的重用率、学术视频的影响力、学术博客的社会影响力等。笔者曾撰文提出一个新的计量指标，即在ISI 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某一学科书评的数量与该学科原创性论文的数量的比值（简称BA），可以用来比较不同学科中专著的相对重要性。

　　可以看出，去行政化和去关系化背景下的同行评议和量化评估可以在学术评价中最大程度地发挥其科学性和客观性。因此，我们应以学术导向替代行政导向，以创新导向替代关系导向，从而优化科研评价方法与机制。

　　唯学术不唯行政 唯创新不唯关系

　　同行评议和量化评估作为科研评价的方法，都只是手段，关键还是要明确并服务于评价目标。我们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目的除了发展和繁荣社会科学自身（即笔者所说的“学术导向”）以外，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于国家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在日新月异的信息化时代，国家发展迫切需要的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即笔者所说的“创新导向”）。而在笔者看来，科研评价机制改革从“破旧”的一面看，就是要大力去行政化和去关系化；而从“立新”的一面看，则是要坚持学术导向和创新导向。与前文所谈及的具体科研评价方法不同，这里的两个方面都处于宏观层面，不全是学理问题，其在实践层面尚未充分展开。

　　关于大力去行政化与去关系化问题。目前国内狠抓党风政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效，其中就包括了旗帜鲜明地反对人际关系庸俗化。高校虽被视为“象牙塔”，但其间的人际关系恐也并非都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一次吹响了事业单位去行政化的号角。作为事业单位，作为承担着科研评价重要任务的高校，也不应置身事外。

　　关于树立学术导向和创新导向。显而易见，正确把握学术导向和创新导向的辩证关系对优化科研评价机制至关重要。有的学者认为，高校教师科研创新的主要路径是将科研成果进行市场转化，这固然不错，但这只是第二步。如果科研成果本身这个第一步就没有创新性甚至没有学术性，便根本无法转化，或许只能进行“权钱交易”式的虚假转化。另外，有些基础研究的成果确实很难市场化，但也可能具有极大的创新价值。因此，除了大力提倡上述“第二步”创新之外，对绝大部分教师，尤其是社会科学学科教师的绝大部分成果，主要还是要进行学术创新性而非市场创新性评价。高校的改革和创新不能只图形式上的新，或“为创新而创新”，或满足于几个明星教师的创新举措，或给学生开设一些创新技巧之类的课程。其关键在于：要进行相关的基础性，同时也是长期和艰难的体制和机制改革，从而创造公平的高校环境与创新的学术氛围；要以创新的思维方式看待一切，不能满足于数十年前制定的条条框框的总体合理性；要特别重视并适当倾斜于跨学科研究，因为越来越多的创新成果正来自于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

　　（本文系2015年上海市高等教育学会课题“高校社会科学学术评价问题研究”（ZCGJ27-1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