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丁建洋(1971- )，男，江苏射阳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盐城工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高等教育理论与比较高等教育，江苏 南京 210097

　　内容提要：作为日本第一所大学，东京大学的创建对日本大学早期的制度探索和精神酿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东京大学在创建初期探索建立的治理机制、分科大学制度、讲座制、研究生院制度等成为日本大学制度的历史原点。这些具有本土化特色大学制度的成功建构，其背后蕴藏着的诸如追求卓越的品格、多元化大学职能观、嫁接与自主的文化发展逻辑等精神特质，影响了日本大学系统的历史发展，使得创办之初的东京大学成为日本大学精神的播火者。

　　关 键 词：东京大学 帝国大学 制度建构 精神酿制

　　标题注释：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课题(课题编号：B-b/2013/01/011)。

　　一、国家使命的产物：东京帝国大学的发轫与初绽

　　东京大学是日本整个明治时期(1868-1911年)唯一一所培养社会精英的大学。“围绕以帝国大学为核心的多样化的大学诞生过程中展示了一出出扣人心弦的剧目，无疑，故事当中最为重要的主角就是日本第一所大学——东京大学·帝国大学。”[1]4

　　(一)创建东京大学响应国家之需

　　1868年日本实现明治维新建立了新的君主立宪政府。明治政府成立后提出“文明开化”、“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等口号，快速推动国家近代化和产业化。教育方面的改革尤为迅速，因为明治政府“相信教育对于发展经济、开发人的内在资源的价值”[2]。较早体现日本建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探索体现在明治维新领导人之一的岩仓具视于1870年提出的《海外留学生规则案》。该规则案对派遣留学生的留学国家和专业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详尽建议，如去英国专攻机械学等工学类专业，去法国专攻法律学等法学类专业，去德国专攻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类专业。它标志着为了迅速推动近代化和产业化，从各个领域比较、探讨各国学术优劣，从最合适的国家选择最优学科的意识已经明显树立起来。这是将要选择性地创建高等教育机构模式的开始，也体现了将要吸取各国高等教育制度优点的意识。1872年颁布的《学制》是日本近代学校制度顶层设计的第一部法规。《学制》规定“学校划分为三等，由大学、中学、小学构成”，全国划分为八大学区，各学区分别建设一所大学、中学、小学。其中对大学简单规定了一项，即“大学系教授高尚诸学问之专门科学校，学科大略如此，包括理学、化学、法学、医学、数理学(学科后修订为理学、文学、法学、医学)。”[1]23由于当时小学和中学刚刚开始起步，《学制》中关于大学的规定只能化为乌托邦。《学制》颁布后的第二年明治政府颁布了《学制二篇追加》，提出了建设专门学校的具体构想。1874年大学南校更名为东京开成学校，大学东校更名为东京医学校，成为日本式的专门学校，其中东京开成学校主要设置法学、化学以及工学三科，初具“综合性”。

　　1877年文部省发布通告将东京开成学校、东京医学校合并为东京大学，位于东京的本乡和神田两个校区，设置了法学、文学、理学和医学四大类学科的日本第一所综合性大学正式建立起来。新成立的理学部设置了日本产业发展所急需的化学、物理学、工学、地质学以及采矿学等学科。合并之初的东京大学对东京开成学校和东京医学校并没有什么影响，“不过是改名换姓而已，在大学建设上既没有推出积极的方针政策，也不见有什么理想和抱负”[3]。在管理上与合并之前更没有明显变化，由东京开成学校形成的各部和东京医学校形成的医学部分而治之。医学部的德国籍教授贝儿茨在日记中对两校合并记述了一些感受：“吾等小生活圈中，因政府引起之小革命(指两校合并而成立东京大学)……除名称变更之外，至今未见任何变化。”[1]28在教师的构成上，专业课的教师基本都是外籍教师，法、理、文三部只有3名日本教授，其余17名都是外国教授，其中，美国8名，英法各4名，德国1名。医学部有日本教授5名，外国教授11名，全部来自德国[1]30。对于教学语言来说主要是外语，甚至连考试和毕业论文也用外语。

　　1879年《学制》被废止，明治政府颁布《教育令》取而代之。相比而言，《教育令》在整个行文上更加简洁，对高等教育机构作了简短的规定：“大学校为教授法学理学医学文学等专业诸科之场所”，而“专门学校为教授专门一科学术之场所”[1]42。也就是说大学在性质上是综合性的，包含“专业各科”，而专门学校在性质上是单科性的，主要是“专门一科”。虽是一个极为简短的规定，但在《教育令》制定过程中围绕大学自治权、财政供给、设置主体、办学监督等主题展开了激烈讨论。讨论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对于日本大学而言，究竟是德国式“国家大学”还是美国式“私立大学”才是理想的大学模式？

　　(二)更名为帝国大学致力于办成国家的大学

　　1886年3月1日《帝国大学令》的颁布使这一讨论暂时见诸分晓。东京大学在该令颁布的当日即改名为帝国大学(Imperial University of Japan)，意味着日本政府旨在把东京大学办成“大日本帝国”的大学。与《学制》和《教育令》对大学进行抽象且扼要的规定相比，《帝国大学令》对大学的组织和制度作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探索“日本大学模式”的开始。“如果说从明治维新到东京大学的成立是日本高等教育处于摸索路子阶段的话，那么帝国大学的出现应视为日本高等教育开始走向独自发展的道路。”[1]42帝国大学究竟以哪个国家为师？我们无法提出一个全盘照搬某个国家的结论，客观地看应该说是糅合了德、英、法等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大学的一些制度要素，但总体上以德国的大学要素为多。因为从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来看日本逐步倾向学习德国体制，同时学术方面也出现以德国为师的倾向。如帝国大学成立之后德语是文理两个分科大学的必修课，德国籍教师数迅速增加，教授候补者的留学国也转向德国，在1880年之前派遣到德国的留学生在总共33名留学生中只占8人，而从1881年到1885年间，则在总共22名留学生中就占了18人，明显占据绝大多数[1]92。

　　为了成立帝国大学，明治政府经过了紧锣密鼓的准备。“属于创建最高学府需要的就吸收、合并，与此相反，和最高学府不相称的就分离与舍弃，为了让东京大学合乎‘帝国’之大学的称号，一场毫不留情的再建工程急速展开。”[1]94一方面是剥离东京大学的“别课”，如别课法学科、别课医学科等“简易速成”的预备课程被废除。另一方面是合并高等专科学校。司法省法学校正则科于1884年移交文部省，1885年改名为东京法学校，更名后不久即被合并到东京大学。1885年底随着工部省的废除，工部省大学校合并到东京大学。合并过程中争论得较多的实属工学部，工学部由理学部剥离出来的工艺学科与工部省的工部大学校合并而成工科大学。但是当听说这一合并消息之后学生们进行了强烈抗议，举行反对运动，并向文部大臣森有礼提交抗议书。“工部大学校之教育法在于兼教理论与实际，理学为以后实业奠定基础，为企业提供原动力”，相反，“东京大学设置理学部，专门探究学术之真理(中略)，远离实业，也只为考究理论，把学理研究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说，“东京大学与工部大学校虽同冠大学之名，但两者在精神与组织方面并无相通之处。两者共存方可期待理学之研究与工业之壮大共同发达，工部大学校之不可废与东京大学理学部之不可废同出一理”[1]96。当然，反对合并之声音并没有发挥作用，通过合并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大学势在必行。虽然有一名英国教师提交了辞呈，但工部大学校的日本人教授和副教授基本都合并到了工科大学。合并到东京大学比较迟的乃是农科大学。1886年底农商务省管辖的驹场农学校和东京山林学校合并成立东京农林学校，1890年方才合并到帝国大学称为农科大学。通过合并高等专科学校的学科，拆分弱势学科，大大提高了帝国大学学科的综合性和水平，尤其是工、文、理三个分科大学经过拆分重组之后学科数量大幅增加，逐步构建了富有日本本土特色的学科体系。

　　《帝国大学令》的颁布以及帝国大学的初步成型第一次清晰地描绘了日本国家式大学的模型，即以东京大学为中心，通过外部合并官立高等专科学校、内部拆分学科，在日本高等教育系统起始阶段使混沌状态渐趋结构化，特别是文部省通过将官立学校总经费的近40%投给了帝国大学，旨在建设能够与欧美各国相媲美、代表国家最高水准的大学。帝国大学的出现对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甚至教育体系都带了强烈冲击。“在星云状态的体系当中，君临一切学校的强大帝国大学反而增大了体系的不安定性。……作为唯一一所大学，帝国大学君临于高等教育体系的顶点，这种与其他各类教育机构相隔绝的位置反而开始产生出一系列新的问题，不仅影响到高等教育机构内部的帝国大学与专门学校、高等中学校之间关系，而且牵涉到与寻常中学校以及小学校之间关系，波及了整个学校教育体系，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力。”[1]166-167至东京大学成立20年后的1897年，随着第二所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的成立，以及公私立高等教育专门学校的不断创建和努力升格为大学带来的影响，帝国大学不仅把名称改为东京帝国大学，其在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的特权也不断受到挑战和抨击。

　　二、日本大学制度的历史原点：东京帝国大学的制度模型

　　创建之初的东京大学成为日本借鉴西方大学制度并进行本土化再造的试验田，各种大学制度在这里进行讨论与甄别、尝试与运行，其中一些最为核心的制度经过历史积淀最终成为日本大学制度的基本范本和历史原点。

　　(一)构建充分反映学术权力的治理制度

　　东京大学成立之初虽在名义上是统一的大学，但两个校区分别由两名“总理”负责管理，直接对文部省负责，并没有建立统一的管理体制。1881年文部省对东京大学内部管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一是决定设置总管全校的“总理”，加藤弘之担任首任“总理”；二是设置咨询会。咨询会分为学校一级的“总咨询会”和部一级的“部咨询会”。总咨询会的成员主要由部负责人、预备校校长一级的教授组成。之所以称为“咨询会”是因为东京大学的决策主要是由文部省作出，而咨询会无论是对“总理”还是对分科大学长的决策影响来说仅仅是起咨询作用。《帝国大学令》的颁布则在此基础上对大学决策机制又做出了进一步改革，“总理”改称“总长”，设立“评议会”作为帝国大学最高审议机构。评议会成员由各分科大学选出2名教授组成并经文部大臣审批任命为评议官。评议会审议大学规则、财政预算以及与学生、教师等有关的事项，甚至还发挥文部大臣咨询机构的功能。1893年《帝国大学令》修改后允许分科大学设置教授会并在一定程度上初步实现教授会自治。从“咨询会”的咨询功能向“评议会”的审议功能再向“教授会”的决策功能的演进，表明大学教授自治意识的迅速增强。修改后的《帝国大学令》对总长与文部大臣之间关系的规定也发生了变化，由以往“接受文部大臣的命令”改为在文部大臣监督之下“掌管帝国大学的常规事务”。从这些新规定可以看出政府开始尊重大学运行的自主性和主体性，大学在与政府争取自治权的抗争中取得了重大进展。历史地看，《帝国大学令》的这些规定奠定了后来一个多世纪日本大学内外部治理的基本格局。

　　(二)建立以分科大学为形式的学科制度

　　东京大学创立之初学术基层组织称为“部”，帝国大学成立时改称“分科大学”，分科大学这一称呼持续了32年，直至1918年颁布《大学令》后改为“学部”并一直延续至今。学术基层组织“名称的改变并非招牌的重新粉饰，而是反映了大学组织特征的变化以及人们大学理念的变迁”[5]47。关于创立之初东京大学学术基层组织的构成，在文部省发布的通告中指出，在大学南校即旧东京开成学校设置法学部、理学部、文学部，在大学东校即旧东京医学校设置医学部。这在日本教育法令出现“学部”一词尚属首次[5]48，但此时的“学部”并非1918年颁布的《大学令》及其后通常所指的“学部”之意。根据明治初期的官制，“部”乃是官僚体系中的一个层级，属于文部省所管辖的担当某一个专门学科教育的部门，实际上是用官制的“部”来表达学术基层组织之意。“法学‘部’非法‘学部’、文学‘部’亦非文‘学部’，而是象征着文部省与东京大学在组织性质方面无法区分的一体化状态，这也是处在摇篮期的官立东京大学之实态。”[5]50学科制度的初步形成则是帝国大学成立之时开始建立的分科大学制度。《帝国大学令》第二条规定，“帝国大学由大学院及分科大学构成”。该令对分科大学的规定有三方面内涵：一是强调分科大学的教育职能。“分科大学是对应专门学科的教育组织”[5]51，而研究职能主要由大学院履行。二是分科大学的学科门类应该综合而齐全，集法学、文学、理学、医学、工学及农学六个分科大学于一体。这在世界综合性大学史上第一次恰如其分地实现了“综合”。这种综合既不同于欧洲的文理型综合大学，因为后者主要基于认识论理念，排斥以应用为目的的教育与研发功能；也不同于当时美国以农工学科为核心的“赠地学院”，因为赠地学院重应用性学术研究，倡导直接为服务社会。三是建立与分科大学相对应的博士学位。《学位令》在《帝国大学令》颁布后的翌年出台，规定法学等五种博士学位并与分科大学名称一一对应，在农科大学成立之后又旋即修改《学位令》增加农学博士。这种把学位名称与学科名称相对应是有别于西方学位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1918年《大学令》颁布后，“分科大学制”改革为“学部制”，但以分科大学制为基础的学科制度被学部制所继承，而且在学科制度的实质性内涵方面没有太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