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伊拉克战争是美国新帝国论下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的直接产物。对伊拉克战争中“单边主义胜利”质疑的最后一个方面还在于: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的政局和社会发展仍扑朔迷离,离美国“确保伊拉克人民有一个民主和安全的未来”(注:见2003年 4月 8日美国总统布什和英国首相布莱尔就伊拉克前途问题发表的联合声明。二、伊拉克战后的美国全球战略:在霸权与合作之间或许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伊拉克战争后,诸多美国学界和智囊中的专家学者,几乎众口一词地对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政策提出了批评,并告诫其伊拉克战争后的对外政策策略,不应在单边主义的迷途上越走越远。
关键词:美国;伊拉克战争;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全球战略;小布什政府;对外政策;胜利;军事行动;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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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内容提要】伊拉克战争是美国新帝国论下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的直接产物。虽然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但从政策层面上来看,谈论单边主义的胜利为时尚早,而且也不太可能。基于对伊拉克战后国家重建所面临的困难等分析,美国的伊拉克战略要想从军事上的胜利走向政治上的成功殊非易事。为此,伊拉克战后的美国全球战略的 调整也是必然的,其政策从单边主义向重视合作的变化已现端倪。
【关 键 词】伊拉克战争/美国全球战略
正当一些“军事战略家”们信誓旦旦地预言“惨烈”的“提特里克血战”时,伊拉克战争随着美军长驱直入巴格达嘎然而止。这种戏剧性结局留给我们的意外和措手不及不仅是战争的结果本身,因为就双方的力量对比而言,这根本没有什么悬念,是一个“可预知的结论”(注:Marina S.Ottaway,“One Country,Two Plans”,in Foreign Policy,Jul/Aug 2003,Issue 137,p.55.)。而目前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直面骤然而至 的后伊拉克战争时代晦暗未明的国际政治态势和世界秩序。为此,本文拟从对伊拉克战争的认识和反思为出发点,分析伊拉克战争后可能出现的美国全球战略。
一、伊拉克战争之后:单边主义胜利了吗?
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地反战浪潮风起云涌,但是美国小布什政府却一意孤行,在没有联合国新决议授权,甚至没有得到大多数北约盟国支持的情况下发动了战争。单边主义的行为可谓臻于极至。伊拉克战争前后,曾饱受非议的“新帝国论”又破柙而出、甚嚣尘上。有人甚至认为伊拉克战争后的美国是“自罗马时代以来最强大的帝国”(注:Joseph S.Nye,Jr.,“U.S.Power and Strategy after Iraq”,in Foreign Affairs,Jul/Aug 2003,Vol.82,Issue 4,p.60.)。这不仅由于美国军事、经济实力强大,它“占有世界权势的份额自主权国家出现以来无人能与之匹敌”(注:Robert Jervis,“The Compulsive Empire”,in Foreign Policy,Jul/Aug 2003,Issue137,p.83,p.84.),更重要的在于被称作“帝王式”总统的小布什及其政府也有着“美利坚帝国”的抱负和野心。(注:G.John Ikenberry,“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in Foreign Affairs,Sep/Oct2002,Vol.81,Issue5,pp.44—61.)
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势如破竹、几乎没有遭到什么像样的抵抗,好像为一些持单边主义态度的“新帝国论者”提供了很好的说词和佐证:单边主义似乎胜利了。事实果真如此吗?当我们透过喧嚣的表面,按照美国所宣称的战争目标与战争结果及其影响进行探究时,就会发现其实大谬不然。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战前美国一再宣扬的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没有被发现。这就使得美国迄今仍然无法解释发动这场战争的合法性。虽然单边主义者在行动上常恣意而为、较少顾忌,但可作为“王道”辩解的“合法性”却往往也是其追求的重要目标。小布什政府不断搜集各种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即为明证。尽管美国称发现了两辆据说是移动生物实验室的拖车(注:美国国务院信息局《美国参考》,参见http://usinfo.state.gov/regional/ea/mgck/archive03/0627 iraqwmd.htm),甚至在一名伊拉克科学家的花园里挖出了浓缩铀离心机的重要部件(注:美国国务院信息局《美国参考》,参见http://usinfo.state.gov/regional/ea/mgck/archive03/0514trailer.htm),但是可作为真正证据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却一件也没发现,国际原子能机构也肯定了这一事实(注:参见2003年6月28日《江南时报》第13版。),甚至美国民众也有一半以上的人质疑布什“倒萨”的证据。(注:美国马里兰大学的一个民意调查显示了这一结果,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3-07/02/content-9 50707.htm)
如果说美国国内民众的质疑态度因战争的胜利而有所消弭的话,那么来自国际社会的疑虑和担忧则甚于战前。这一方面是当初支持和协助“倒萨”的盟国可能在以后类似行 动中会更加谨慎,不再轻易信任美国的评估并唯其马首是瞻;另一方面,那些被美国称作“邪恶轴心”的国家,如北朝鲜和伊朗,可能会有更大的不安全感,因为它们会认为所谓“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只不过是美国打击异己的借口,这反而会促使它们谋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保障自身安全。毕竟,一个国家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渴求往往是其险恶国际生存环境的投射。(注:Joseph Cirincione,“Can Preventive War Cure Proliferation?”,in Foreign Policy,Jul/Aug2003,Issue137,p.66)
其次,就“9·11”恐怖袭击后美国制定的打击恐怖主义的计划来说,伊拉克战争的成效也有限。“9·11”,“反恐”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中之重,将“捣毁全球范围内的恐怖主义组织以及任何试图获得或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武器制作材料的恐怖主义分子或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视为美国“最迫切的任务”。(注:White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p.6,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s.html)紧接阿富汗战争而至的伊拉克战争被人们广泛地认为是“反恐”战争的继续。在美国战前的宣传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是,随着战事的结 束,美国不但没有发现真正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且没有发现萨达姆政权支持恐怖组织,特别是“基地”组织的证据。倒是在美国空军庇护下的北部库尔德人自治地区有少数“基地”组织的庇护所。(注:Vincent Cannistraro,“Terror's Undiminished Threat”,in Foreign Policy,Jul/Aug2003,Issue137,p.69.)
尽管萨达姆倒台以及美军在伊拉克的长期驻扎有可能抑制中东地区一些政府的反美情绪,但更可能激起一般民众对美国武装占领的憎恨,使更多的反抗采取“不对称”武装斗争的形式,从而进一步诱发恐怖主义活动。(注:Vincent Cannistraro,“Terror's Undiminished Threat”,in Foreign Policy,Jul/Aug2003,Issue137,p.69.)事实上,美国不顾世界舆论一意孤行地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已经大大削弱了中东地区世俗的穆斯林温和派,(注:Husain Haqqani,“Islam's Weakened Moderates”,in Foreign Policy,Jul/Aug 2003,Issue 137,pp.61-62.)致使中东地区出现更加民主和世俗化改革的前景颇为暗淡。
事实上,由于当代恐怖主义日益发展的全球网络化,单边军事行动失之肤浅的应对方法也日渐捉襟见肘,应付不暇。正如小布什自己所言,“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建立一个更安全、更美好的世界”。(注:小布什在2002年9月17日签署《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时的致辞。White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s.html)
对伊拉克战争中“单边主义胜利”质疑的最后一个方面还在于: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的政局和社会发展仍扑朔迷离,离美国“确保伊拉克人民有一个民主和安全的未来”(注:见2003年4月8日美国总统布什和英国首相布莱尔就伊拉克前途问题发表的联合声明,参见http://usinfo.state.gov/regional/ea/mgck/archive03/0408usuk.htm)的承诺依然相去甚远。一方面,萨达姆父子依然不知所终,下落未明,伊拉克境内针对美国军队的袭击此起彼伏,令驻伊美军应付不暇,大伤脑筋。另一方面,如何在战后伊拉克组织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民主政府,并使之前尽快地担负起维持良好秩序和展开国家建设的责任,对美英伊拉克占领当局来说,是目前的重中之重。然而正如卡内基基金会的报告所言,美国单边主义者低估了伊拉克问题中非军事部分的困难。(注:Jessica Tuchman Mathews,“Now For the Hard Part”,in Foreign Policy,Jul/Aug 2003,Issue 137,p.51.)
尽管美英联军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尚未完全结束,但伊拉克的“国家建构”(nation building)(注:“国家建构”在这里特指一场干涉战争后对被干涉国政权和社会的重新建构,参见Minxin Pei,“Lessons of the Past”,in Foreign Polity,Jul/Aug 2003,Issue 137,p.52.)已迫在眉睫,其困难重重也是明显的事实。一则,萨达姆下台并不能必然地带来“多米诺”效应,打消某些军事强人在美英军队撤除后利用宗教、强权等条件谋求独裁统治的企图。再则,要想在什叶派穆斯林、逊尼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共存的 伊拉克建立一个民主、和平、统一的国家,殊非易事。仅就这一点来说,即将展开的伊拉克“国家建构”的难度要超过二战后国内种族相对单纯得多的德国和日本的“国家建构”。
总之,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行动在伊拉克的军事成绩并不能成为它在对外战略上胜 利的佐证。军事胜利只是完成了对伊行动中相对较容易的部分,而最困难的部分即将到 来。鉴于美国在以前诸多类似“国家建构”上的失败(注:15国中只有4国成功,成功率 仅为26%.),小布什政府要想“从胜利走向成功”,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