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持续近40年的资本驱动的工业化，在将中国带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同时，也累积了大量矛盾。在转型和结构服务化过程中，后发劣势主要集中于制度建设的滞后上。中国转型时期的重大挑战，是工业化阶段技术模仿的确定性转变为城市化阶段创新能力的可能性。结构服务化以其异质性、集聚性，对规则和制度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是产品提供为中心向制度规则为中心的转型。以信任体系建设为核心的制度变革，将成为中国克服转型问题的重要依托。在这个时期，效率改进与信任体系的建设存在等价性。

　　［关键词］经济现代化；制度供给；高质量发展；制度创新；信任体系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470（2019）01-0039-09

　　［作者简介］袁富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收稿日期]2018-11-02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需求结构转换背景下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研究(15ZDC011)”、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我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减速、转型风险与国家生产系统效率提升路径研究（14AJL006）”的阶段性成果。

　　引言

　　高度现代性具有两个主要标志，经济范畴上表现为生活水平和消费质量的不断提升；制度范畴上是信任体系的建设，这是经济史和社会理论的基本认识。总体来看，现代性由三大制度体系构成：一是创新的组织体系，即市场和政府功能发挥作用的规则、资源、机制；二是信任的组织体系，即信用、信心、诚信发挥作用的规则、资源、机制；三是风险预防体系，即通过创新的组织和信任规则的建立，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和长期社会发展。三个体系通过经济社会结构的反馈功能，塑造了各种不同的现代化制度模式。产业结构是制度规则对于物质和知识要素的赋形，相对于更加深层的要素和制度规则而言，它表现出易变性。缺乏内生创新机制和创新可能性的经济，是产业经济学中所谓“浮萍经济”，这种经济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创新分析的价值在于创新的可能性，这是包括资源、制度等一系列真实要素的结构动态的本质。在这种意义上，中国转型时期的重大挑战，是工业化阶段技术模仿的确定性转变为城市化阶段创新能力的可能性。因此，理想的、朝向高度现代化的长期增长，本质上是一部制度演化历史。市场竞争以规则和资源的合理化为前提，同时竞争和扩大再生产又推动了制度更新，制度适应性和调整从根本上保证了发达国家的长期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制度与增长的再平衡，充分体现在效率和生活质量提高之间的再平衡。也正是从这种不断改进的发展绩效中，可以发现当今资本主义的结构服务化和城市化，是继工业化之后的又一个高端。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以自己的制度优势，推动了工业化快速发展，但是城市化与结构服务化是根本不同于工业化的路径。不同于工业化政府干预的规模化扩张，结构服务化以其异质性、集聚性，对规则和制度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是产品提供为中心向制度规则为中心的转型。以信任体系建设为核心的制度变革，将成为中国解决转型问题的重要依托。

　　一、现代化的三个制度支柱：理论框架

　　（一）现代化与制度演进的理论

　　1.罗斯托、罗森堡和小伯泽尔

　　在与马克思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发展阶段理论比较的基础上，罗斯托（1960,1997）①②构建了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变迁的庞大理论，核心是以经济社会再平衡的观点，解释长期增长的可持续问题，扬弃了利润最大化的机械逻辑。罗斯托的思想在下述两点上与本文的分析有关：一是他认为“传统”与“现代”的区分标志，在于是否存在自我维持的增长，这种自我维持的动力来自于稳定的、经常不断的技术革新，而技术革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再生产，又取决于包括政治、文化在内的制度框架的支持与否。二是再平衡的选择方式。无论资本主义还是其他社会，进入工业化成熟阶段之后，社会的中心现象不是经济，而是如何在经济社会政策上进行再平衡，社会绩效是以生产和社会福利政策的总效果来衡量的。其中的原因，按照罗斯托的说法，就是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态度的变化，人们对生活质量提高的追求，迫使社会目标和政策从注重生产转到以人为中心，这个结论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经济增长的非经济源泉——即创新和组织管理的相互适应性这一议题，在罗森堡和小伯泽尔（2009）③那里得到系统探索。他们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本质上是社会变革在经济领域的表现，而变革又会延伸到社会与政治领域，进而再生产资本主义现代化自我维持的条件。这个处于再生产过程中的现代化制度体系，包括8个方面（如表1），核心认识是：从资本主义制度演化和适应性角度看，不确定性和实验逐渐成为现代化的主要特征，“科学技术—实验性经济—物质福利”共同构成了制度框架的支撑基础。也正是因为实验性经济这个特殊性，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和组织不得不经常保持充分弹性，以满足革新所需要的信息、实验自由、试错等要求。类似的认识路径也被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采纳，并发展成为社会信任理论的重要论点，这一点在下文继续分析。

　　2.熊彼特、加尔布雷斯和钱德勒

　　基于宏观层面上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演进与微观层面上资本家行为的相互作用和创造性破坏，熊彼特（1947）④开创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研究的新视野，这个思维高度至今很少有人能够超越，他的企业家概念和支薪管理者概念被一些作者如加尔布雷斯（2012）⑤和钱德勒（1997）⑥引向深入：一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演进，企业家精神将逐渐消失，大型企业组织的发展，使得支薪经理取代企业家的功能；二是企业家和资本家将让渡传统上的个人控制权。20世纪初以来，大型企业作为一种有效率的资本主义组织发展成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其垄断力量主导了资本主义经济，致使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企业家型企业（或竞争市场）和垄断市场的分割，由此不断塑造和更新着经理式资本主义的特征。

　　现代大型工商业以其生产和销售的横向集中和纵向一体化能力，一改自由竞争假设下利润最大化目标和行为，而着眼于组织的长期稳定和成长，并因此在制度和组织方面导致资本主义现代化特征的突变。第一，生产和管理方式的创新革命，为资本积累和生产率提供了持续的动力，同时也为城市化阶段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保证；第二，正是大企业这种组织形式的力量，使得加尔布雷斯等提出企业目标与社会目标的一致性问题，认为它们在创造有利于生活质量提高的条件的同时，也具有影响和控制官僚机构、文化和人们意识的潜在破坏性，最终导致公共服务目标向私人企业的偏转；第三，现代大企业的发展推动了资本市场的发展，但是金融市场发展与金融工具创新也隐含了更大的风险，缘于消费信贷的内在风险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第四，在结构服务化和高级城市化时代，制造业的集中化趋势饱受非议，不少意见认为大企业的集中将削弱城市化的集聚能力，不利于城市化的稳定。

　　3.吉登斯

　　吉登斯（1998）⑦的现代性理论认为，处于现代化体系中的组织，其特征不在于其规模和科层的性质，而在于受到认可的程度，现代化体系的本质是信任问题。放在现代化中理解的信任，包括以下含义：第一，信任就是对人或社会系统所持有的信心，高度现代性以高度专业化为支撑和特征，信任机制特别是对专家系统的信任机制的建立尤其重要；第二，制度的作用，是通过促进秩序而建立信任机制，信任依赖于秩序同时又促成秩序的稳定，有利于社会发展。吉登斯这种从抽象层次上解释的现代性与信任的关系，与加尔布雷斯对于大企业知识技术层的界定本质上是一样的，同时也与罗森堡和小伯泽尔关于商业环境建设、这种信任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