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不但重创了各国经济，同时也对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当前，美国经济正逐步从危机中复苏，欧债危机也基本得到缓解。虽然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但是出现大的经济波动和严重衰退的可能性较低，世界经济已经进入后危机时代的“新常态(new normal)”。经济危机对各国经济的冲击逐渐减弱，但是经济危机的影响还远没有结束，对于货币政策而言，这种影响就表现在政策目标、政策工具以及随之而来的机构设计等的调整和变化，学术界围绕这些货币政策的调整和变化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关于这些讨论，学术界出现了哪些争论，又形成了哪些共识？这是本文需要回答的问题。

　　首先，金融危机之前的二十年间，货币政策有一个压倒性的目标，即保持物价稳定。这种观点，不仅在世界发达经济体形成了共识，在很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也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但是经济危机的爆发，却使得这种观点受到了极大地冲击。保持物价和利率稳定，并不能必然带来整个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在一些低通货膨胀率的国家，仍然爆发了比较严重的经济危机。作为货币政策监管和宏观经济运行状况重要指标的物价指数“失灵”了，Matheson et al（2013）用“狗不叫了”这一形象的比喻，描述了这种状况。那么在追求物价稳定之外，货币政策是否还需要关注其他目标，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我们发现：传统的货币政策目标并未因为经济危机的发生而受到削弱，但是金融稳定、外部稳定等政策目标逐渐受到关注。

　　其次，危机前，央行基本上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节短期利率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但是当遭遇严重的不利的冲击如经济危机时，这种传统的货币政策就面临着挑战。一旦经济下行，央行的常规做法是通过降低利率刺激经济，但是利率降低是有限度的，Fisher（1896）认为“零”是名义利率的下限，名义利率不能低于零，他将其称为零利率下限（zero lower bound，简称“ZLB”）。一旦名义利率低于零，持有货币是没有成本的，但是借出货币却得到了负的利息，那么大家都会持有现金，没有人愿意借出货币，此时货币当局就不能通过利率政策来扩张经济。央行常规的利率政策工具在遭遇经济危机时无效了，不得寻求其他的政策工具——即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应对经济危机。目前央行使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主要包括以下两大类：政策沟通类工具和资产负债表类工具。

　　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Muth（1961）、Lucas（1972）和Sargent和Wallace（1975）等人提出了理性预期理论，该理论认为只有“出其不意的货币政策才能发挥效用”。该理论提出后，各国央行普遍奉行“隐秘性”的货币政策。但是这种基于理性预期理论的隐秘性货币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通胀中受到了挑战。货币当局发现提高政策透明度，更有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各国央行开始逐渐提高政策的透明度。提高政策透明度的方式主要包括建立通货膨胀目标制以及后来的高通胀目标区、利率走廊、前瞻指引和路径依赖等工具。资产负债表的管理主要是指央行利用其资产负债表规模和结构的变化来实现调节经济的目标。经济危机前，央行的政策工具主要关注于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的管理，并且主要调节短期利率。但是经济危机的发生使得央行开始关注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并采取措施直接干预长期利率（Friedman，2014）。在常规的资产负债表管理工具外，资产负债表管理的具体工具还包括：量化宽松、直接参与长期资产和债券交易、扩大合格抵押品的范围以及直接买卖私人资产等。

　　关于货币政策工具调整和变化的争议与共识如下：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在应对经济危机尤其是零利率下限情况时，工具效果大打折扣，而政策沟通类工具和资产负债表类等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则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经济危机发生时，采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基本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但是在经济恢复到正常状态时，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是否需要保留则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是即使是赞同保留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的学者也认为，在正常经济状态下，要谨慎使用非常规货币政策。

　　最后，金融稳定、外部稳定等新政策目标的出现，使得我们在关注价格稳定和产出稳定目标的同时，需要强调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作用。那么不同的政策目标下，如何进行机构设计和安排就显得非常重要。同时，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使得一个国家的政策可能会通过资本的流动对另一个国家产生影响，即产生所谓的“外溢”或“外部性”。由于新的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的出现，以及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的外溢性，使得各国机构重新设计、国家间政策协调的重要性日益显现。目前在这一点上学界的普遍看法是：各国应加强政策之间的协调，在国内的机构设计上，尽量减少机构设计对央行对立性和可信性的不利影响。

　　在世界经济出现重大调整和变化的背景下，对新常态下货币政策的争议与共识进行总结和梳理显得非常重要。本文的研究加深了对于经济新常态下货币政策新变化和新调整的认识，同时也为货币政策的调整提供了借鉴，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家经济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