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普京经济学（Putinomics）是对普京在近14年执政期间形成的经济理念、经济政策、经济战略和经济管理方式的集中概括和体系化。普京经济学有其特定的思想来源和鲜明的个体特征，包含9个方面的丰富内容，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体制塑造、道路选择和未来方向具有决定性和历史性影响。与里根经济学、撒切尔经济学和克林顿经济学不同，普京经济学属于转型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总统经济学，它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一、普京经济学：转轨国家的总统经济学

　　近一段时期以来，人们不断提起“安倍经济学”（Abenomics）并高度关注“安倍经济学”的效应与成败。无独有偶，巴克莱资本公司对李克强上任后力主的经济政策冠以“李克强经济学”（Likonomics），而早在20世纪80-90年代就出现了人们耳熟能详、知名度很高的“里根经济学”、“撒切尔经济学”和“克林顿经济学”.这些以总统、首相、总理命名的经济学，人们将其统称为总统经济学，它不是学术意义上的理论经济学，而是对某一国家主要领导人的经济理念、经济政策、经济战略和管理方式的高度概括和符号化。从经济学大学科角度看，总统经济学应当归属于应用经济范畴，可作为一个重要领域进行探索和研究。总统经济学一般是依据某种宏观经济理论进行的政策与管理实践，同时也是某一种宏观经济理论的一种实证。如里根经济学、撒切尔经济学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美国和英国的一种实践。一般来说，能称得上总统经济学的理念和政策，都具有鲜明的国别特色和个体风格，同时又对一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具有重要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石油危机之后，美国及西方经济陷入了战后最严重的“滞胀”危机，尼克松、福特、卡特三任总统均把反通胀作为首要任务，都以失败告终，经济又回到“滞胀”的老路，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已束手无策。里根总统以供给学派、货币学派和传统的保守经济学派的基本理论为依据，采取了从政府干预主义转向自由放任主义的总方针，实行了以下经济政策：大幅度减税，鼓励储蓄和投资；削减预算支出，改革社保制度；放松经济管制，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和稳定货币供给，有效抑制通胀。[1]里根经济学获得了成功，引导美国经济走出了滞胀危机，被称为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现代经济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革命”.

　　在英国，撒切尔首相上任时面临着经济萎缩、通胀加剧、失业率居高不下和全国工人大罢工的困难局面。撒切尔以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为依据，采取了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措施：紧缩公共开支，控制货币供应量，大幅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胀；实行大规模国有企业和资产私有化；取消物价管制委员会，缩小国家企业局权力，废除外汇管制和180多项限制经济活动的规定；降低税率，扩大公共产品领域的市场成分；限制工会权力，压制工会运动。[2]概括地说，撒切尔经济学的基本方针是：金融自由化、企业私有化、全面减税和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解功能。撒切尔经济学使英国摆脱了经济困境并一跃成为欧洲第二大经济体，这种经济管理模式曾在50多个国家被复制。

　　美国第42任总统克林顿上任前面临的是如何解决国家巨额财政赤字的难题。在竞选期间，克林顿制订了一份获556名经济学家（其中有9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签名支持的经济计划，该计划被称为“克林顿经济学”.克林顿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将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及新经济学这三大流派进行“新综合”而形成的，其采取的主要政策是：大量削减财政赤字，实行有增有减的财政政策；实行稳定、连续、中性的货币政策，把严控通胀作为首要目标；强化经济外交，开拓海外市场，把自由贸易政策转换为实用主义的“公平贸易”政策；实施综合性、系统性的国家技术政策，直接推动产业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实施“终身学习计划”,提升国家和企业竞争力。[3]克林顿经济学获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财政赤字得到了根本扭转，GDP保持了多年稳定健康增长，结构调整和升级取得显著成效，美国新经济充满活力。

　　日本经济在摆脱泡沫之后的20年里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安倍上任后射出了经济政策的“三支利箭”:积极的货币政策，确定两年内通货供给翻两番；灵活的财政政策，大幅度扩张预算和公共投资；实行经济产业成长战略，刺激民间投资，未来5年在海外增加1万家民营企业。[4]这三项政策被视为安倍经济学的三大支柱，已开始促使日本经济出现复苏迹象，但同时潜伏着很大的风险因素，因此，人们都在关注安倍经济学的后续效应和未来走势。

　　2013年伊始中国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宏观经济一直处于下行态势，为保证7.5%的增长目标和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在李克强总理领导下国务院重点推行以下三大政策：通过逐步缩减国家主导的投资行为结束财政刺激；去杠杆化以大幅削减债务；推行结构改革，其中包括对公用事业放宽价格管理以及推动利率自由化。[5]巴克莱资本公司把上述三大政策称为“李克强经济学”,目前已被学术界广泛引用。

　　从上可见，里根经济学、撒切尔经济学和克林顿经济学都属于发达国家的总统经济学，它们的历史任务或者是摆脱经济危机，或者是培育新经济的成长，实践已证明它们取得了成功（但也有失败的总统经济学，如“小布什经济学”）。所谓的安倍经济学、李克强经济学尚处于初始阶段，或者说实验阶段，成功与否还有待观察。基于对总统经济学的考察和理解，笔者在此提出“普京经济学”（Putinomics）这一新的概念和命题。普京从2000年起担任了两届总统和一届总理，2012年起开始了第三届总统任期，在将近14年管理国家的实践中形成了具有普京特点的经济理念、经济政策、经济战略和管理范式，并对俄罗斯的经济形势、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和经济道路选择产生了决定性和具有深远社会历史意义的影响。普京经济学具备了总统经济学的一切要素，它不但是业已形成的客观存在，而且还相对成熟与完整，只不过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国家类型特色和普京特色而已。如果说里根经济学、撒切尔经济学和克林顿经济学是发达市场国家的总统经济学，那么普京经济学就属于转轨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总统经济学了。普京经济学作为转轨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总统经济学，我认为不但是成功的，而且也是迄今为止独一无二的。中国虽然也是转轨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但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战略都是中央集体决策的结果，只是由政府贯彻执行而已，所以提出“李克强经济学”有些牵强，不会得到官方和主流媒体的认可。普京经济学是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过10年动荡，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形势下，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及在经历1998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背景下逐步形成的。然而，我们知道普京是学法律出身，不是经济学家，那么普京经济学又源自哪里呢？我认为，普京经济学有三个基本来源：

　　一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普京虽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过来人，但他的经济理念、经济政策及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思想都是以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为基础的。普京自上任以后始终坚持市场经济的道路与方向，对于这一点普京从未动摇和怀疑过；无论是在国内经济还是在涉外经济方面，普京的市场意识要比大多数俄罗斯官员和民众都强烈。普京对市场经济的基础——私有制，对市场竞争机制、市场配置资源机制和国家调控经济的杠杆机制等，都持肯定、尊重和高度关注的态度。作为转轨国家的总统，普京的经济理念早已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轨道，并成为普京经济学的重要基础。虽然普京曾说：“谁不为苏联的毁灭感到惋惜，谁就没有心肝。”但普京接着说的是：“谁要想恢复以前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 [6]

　　二是计划经济的遗传基因。虽然普京对苏联时期的计划经济持明确的否定态度，但从普京的管理方式、管理方法和管理战略中我们仍能看到计划经济的某些影子，如普京主持制定的各种联邦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有中期的和长期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纲要，一些部门、领域甚至城市的经济和技术发展规划等，都隐含着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而普京对国有大企业的偏爱、对建立垂直行政管理体系的主张及在特定情况下对经济的行政干预等，也能若隐若现看到计划经济的遗传基因。当然正如邓小平所说，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正因为普京经济学是转轨国家的总统经济学，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总统经济学，因此从中看到计划经济的一些痕迹并不奇怪，因为转轨国家、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完全不同。

　　三是俄罗斯最初 10 年改革开放的惨痛教训。从1991年到2000年是俄罗斯社会经济转轨的最初10年，也是俄罗斯社会经济剧烈动荡、俄罗斯人民最艰难最痛苦的10年。一位普通俄罗斯妇女表示：“事实上，我最大的心愿是再也不要回到那段岁月。”[7]这句话代表了绝大多数俄罗斯民众的心声，是对改革开放最初10年的一种真实感受。这10年的惨痛教训不但对普京来说同样刻骨铭心，而且对普京经济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激进的改革使国家经济陷于“休克”状态；盲目的大规模私有化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投机者一夜暴富，最后出现寡头干政；议会政党争斗激烈，社会动荡失序，经济发展缺少必要的环境；各联邦主体及地方政府各行其是，联邦政府软弱无力，无法形成统一的经济空间和法律空间；国家经济的衰落使国家统一与安全受到威胁；商品严重短缺，贫困人口和失业率大幅上升，公民的基本社会保障难以维持。普京亲身经历并深刻感受了这10年，这10年的惨痛教训成为普京后来治国理政和制定国家经济政策与战略的一面镜子。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总统经济学相比，普京经济学有以下三个显著特征：

　　一是去意识形态化。普京的经济思想、经济政策及他所要构建的经济体制等，没有意识形态色彩，所以普京经济学中没有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这种意识形态的概念、范畴和目标。普京不赞成建立国家统一的意识形态，主张政治和思想领域的多元化，他曾公开申明反对在俄罗斯恢复任何形式的国家的官方的意识形态。因此，他的经济理念与政策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痕迹。

　　二是去流派化。里根经济学是以新自由主义学派理论为基础，同时吸纳了供给学派和传统的保守经济学派的一些政策主张。撒切尔经济学是以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学派理论为基础，同时吸纳了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从而形成了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政策方针和改革思路。普京经济学既没以西方的某个经济学流派为理论基础，也没以俄罗斯某个经济学家的理论为指南，而是以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为依据，根据俄罗斯的社会经济现状与发展目标而制定的政策、战略和经济体制框架。所以，普京经济学具有去流派化的特征。

　　三是去模式化。普京经济学既没有把西方经济作为标本，也没有把中国经济作为榜样，而是根据俄罗斯的国情来设计经济体制、经济政策和经济战略，所以在普京经济学中看不到任何所谓模式的影子。

　　二、普京经济学的战略思维与政策取向

　　普京执政近14年，其间制定和实施了很多有关经济方面的政策、法规、计划和措施等，但普京经济学并不是所有这些政策、法规、计划、措施的大杂烩，而是能体现普京基本经济理念、主体战略思想和重要政策取向的综合体。所以，普京经济学是指普京那些具有代表性、稳定性和持续性的经济理念、经济政策和经济战略。我认为，普京经济学的战略思维与政策取向主要表现为以下9个方面：

　　1. 创造两个环境，保证经济增长，实现大国复兴

　　普京始终把俄罗斯的大国复兴作为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他说：“俄罗斯复兴为世界富裕、发达、强大和受人尊敬的国家，应该成为我们最重要的目标。但是，只有俄罗斯成为经济强国的时候……她才能实现这种复兴。”[8]普京的大国复兴包括三层含义：一是经济发达；二是军事强大；三是在世界上受人尊重，即具有国际政治影响力。而要实现这一大国复兴目标，首先要成为经济强国，因为没有经济的发展，强国之梦就没有现实基础。因此，在普京执政的近14年中一直把发展经济作为优先任务，把实现GDP的稳定增长视为重要指标。“我们不止一次谈到必须争取高速发展经济，并把这作为绝对优先的目标。”[9]早在2003年，普京就提出十年内应当至少将俄罗斯生产总值翻一番。当俄罗斯经济已进入世界七强行列时，普京提出要努力使俄罗斯经济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普京认为，发展经济需要创造两个环境：内部的稳定环境和外部的和平环境。他曾指出只有在基于各种有利因素--内部的和外部的、传统的和现代的、本国的和外国的--取得快速而稳定的发展条件下，俄罗斯才能实现这种复兴。为此，普京一方面通过平定车臣武装叛乱和打击恐怖主义，依法整顿社会经济秩序，与议会党团合作和建立“统俄党”,以及打击“寡头干政”等措施，实现了政局稳定和以法制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普京积极调整与欧美国家及周边国家的关系，在维护俄罗斯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与欧美国家展开在反恐领域和经贸领域的合作，与周边国家和独联体国家建立起睦邻友好和战略合作关系，为俄罗斯经济发展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