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9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上表示，“4万亿2.0版”出台的可能性空间明显收窄，其副作用、社会不认同度明显上升。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费尔普斯表示，为了规避“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应对绝大部分产业进行更大规模的创新。

　　反周期调控空间收窄

　　贾康表示，从资源配置角度来说，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应更好地发挥辅助性作用。中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冲击后，更多地吸取西方主流经济学思想，使用凯恩斯主义主导的反周期调控，但再往前走的空间明显收窄。“4万亿2.0版”出台的可能性空间明显收窄，其副作用、社会不认同度明显上升，但也不否定此前4万亿经济刺激实践的很多可取之处。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在谈及2008年的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时表示，由企业家创造真正的需求，而不是提供货币形式的需求，经济才能持续发展。企业家的判断可能会出错，但如果企业家整体犯错就遇到了金融危机，一定是受到了政策的误导。

　　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认为，尽管4万亿计划对中国的长期影响还不确定，但当前中国需要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修复4万亿计划带来的结构性破坏。

　　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经济学家、耶鲁大学全球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表示，就中国的情况而言，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两个方面都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在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中国采取的前所未有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取得了成功，很快拉动了经济增长，但这只是短期效应。该计划导致宏观经济结构、政府债务、影子银行等问题恶化。中国并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陷入金融危机泥潭，但仍需结构性改革才能解决长期的经济发展问题。

　　结构问题应用创新解决

　　罗奇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较严峻，实现从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向以消费拉动增长的转型很难。中国如果过于依赖短期的需求侧措施，仅靠国际金融危机时出台的刺激措施无法完全解决结构性问题。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费尔普斯表示，中国经济增长中有一部分由本土创新推动。为了规避“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应对绝大部分产业进行更大规模的创新。目前中国需要将技术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部地区转移。先进技术的扩散是促进中国经济体量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要继续延续西方对中国的技术转移。

　　张维迎表示，目前中国GDP增长在一定范围内与就业的关系并不密切，经济发展中的结构问题不是增长率能解决的。企业家更愿意做长远的创新，应当让企业家有更多自由，取消很多管制，使司法更加独立和公正，使产权得到有效保护。